唐碑拓片。

被誉为“三绝碑”的唐碑。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供图

“五一”小长假，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吸引了5.3万人次的观众。在进入大门东侧的碑亭中，刻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不时吸引着游客驻足。很少有人知道，这通历经千年沧桑的石碑，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唐碑，也是武侯祠镇馆之宝。它由中唐时期著名宰相裴度撰文，柳公权之兄、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与诸葛亮盖世超群的文治武功，一起被誉为“三绝”。

在诸葛亮去世500多年后，唐代名家为其立下的千字碑，成为诸葛亮高风亮节、名垂青史的直接见证。□本报记者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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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宰相千字长文赞武侯

有碑亭覆盖的“三绝碑”，看上去风化并不严重，然而它的建造年代却在1000多年以前。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介绍，唐宪宗元和四年，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其僚属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感念入川后所见蜀地百姓对诸葛亮功德的缅怀不忘，武元衡令人在武侯祠建石碑以兹纪念，《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即“三绝碑”由此诞生。

当时的武元衡僚佐、节度掌书记裴度，奉命写下了这篇洋洋洒洒千余字的碑文。裴度在序文里表示，他早就对诸葛亮无比敬仰，拜谒武侯祠后更添崇敬，因此领命后奋笔撰文。整体碑文分序和正文两部分，序为散文，正文为铭文，采用骈体文，四言六十四句辞藻精丽，一气呵成。谢辉说，裴度开宗指出诸葛亮是兼有“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的全才，“大名盖天地”的哲人。然后叙议结合赞其在汉末群雄纷争、士人纷纷择主而动之际，诸葛亮却高卧隆中隐居求学，以待明主。一旦受刘备三顾之请，便以《隆中对》“一言而定其机势”，见解不同凡响。待他出山辅佐刘备后，“结吴抗魏，拥蜀称汉”，施行教化。经诸葛亮的苦心治理，蜀地政令划一，道德风行，一跃成为与曹魏和东吴鼎力的强国。最后，裴度称颂诸葛亮功德如高山流水，长存于天地之间，长存于蜀地百姓心中。

有意思的是，裴度历仕四朝，成为唐代中后期的一位中兴名相。在文学上，他主张“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这篇纪念诸葛亮的碑文，正是其文学新风的写照。

裴度碑文撰写完成后，由柳公绰亲自书丹上石。柳公绰的弟弟，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谢辉说，柳公绰虽不及其弟有名，但两人的书法造诣旗鼓相当，各有所长。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说“公绰乃不俗于兄”，对柳公绰的书法给予高度评价。从“三绝碑”上，可见柳公绰的楷书端肃浑厚、古朴自然、笔力雄健、遒劲端严。以端正的字体结构和凝重的笔意变化，恰当地表现出对诸葛亮崇敬仰慕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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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吸引历代名流增题

而在“三绝碑”的正面和碑阴的空隙处及碑两侧，还有十多处唐、宋、明、清的题刻题记，也是追慕前贤、咏怀畅抒之作。据武侯祠研究人员统计，“三绝碑”上的历代题跋，共有15个之多，它们共同丰富和延伸了“三绝碑”的文化内涵。

在唐碑上可见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四川巡按荣华的题跋：“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于不朽也。”故因诸葛亮的功绩、裴度的文章、柳公绰的书法，唐碑被称为“三绝碑”。

不过，“三绝碑”的价值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高级研究员梅铮铮看来，华丽流畅的碑文，风骨端严的书法，仅仅是这唐代珍贵文物的现实表象，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内核，都凝聚在诸葛亮高尚的人格魅力之上。纵观碑上或文或诗，所承载的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一代贤相的无限敬意，又岂止“三绝”所能概括呢？

其中，就有两处题记，折射出前来拜谒之人，皆希望以诸葛亮为楷模，成为一代名臣。

梅铮铮说，随武元衡拜谒武侯祠的僚属中，有一人名叫杨嗣复。他的博学多才，备受武元衡赏识。20多年以后，杨嗣复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入川，重游武侯祠时感慨良多，题下了《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的诗作。诗中，无不流露出对诸葛亮才学和人品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