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真快，七十了！虽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是句老话，如今活八十、九十乃至一百多岁的越来越多，但对我来说，七十岁生日终究是个“大日子”，企盼着唯一的女儿送我一份有意义、有价值、能够与我相伴终生的礼物。生日前，我不止一次地隐晦地问过她，她总说，放心吧，一定会让你有个意外的惊喜。我疑疑惑惑。好不容易熬到生日当天，女儿带着丈夫和一双儿女来了。她笑盈盈地打开一个包，故意慢慢地拿出一方纸盒，双手捧着，说，爸爸，这是孝敬您的生日礼物，希望您喜欢。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盒，五彩的纸一层又一层，最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个制作精良的画匾——右侧，是我的照片；左侧，则是我出生那天《人民日报》第一版的版面。我面对画匾，真的是瞠目结舌。你怎么会找到我出生那天的《人民日报》？你怎么想到这张报纸会是我的意外惊喜？女儿说，你的心思我能不知道？那天生日吃的什么，别人给我什么祝福，我一概不记得了，脑子里就是“人民日报”四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民日报》近乎一个神圣的字眼。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传达的是党中央的声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是当年我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竟然也成了《人民日报》的作者，而且在迄今四十多年间，居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二百三十多篇理论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是1977年2月22日的《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这是一篇批判“四人帮”写作班子罗思鼎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称它“那犀利的笔锋，像投枪一样，直刺‘四人帮’的胸膛”。这篇文章，给我的鼓励和教益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不但增强了我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决心和信心，而且激励我走上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以此为发端，我成为《人民日报》忠实的读者、忠贞的作者。四十多年来，不论在哪个岗位工作，也不论多忙，我总记得给《人民日报》写稿。人民日报理论部有同志坚称，我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最多的作者。不管是不是吧，我感到他们对我这个作者一直很尊敬，很器重。2003年7月11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张研农，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源于实践 与时俱进——读邵景均〈居安之思〉有感》，对我和我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我非常感动。一个作者，能得此殊荣，足矣！

我从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上社会科学研究道路，《人民日报》起了重要作用。1979年，部队领导决定让我转业，到哪里去呢？感谢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李玉田的热情推荐，我才得以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从此，我找到事业的支撑点，立志把全部生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

我是“文革”开始时高中毕业的“老三届”，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大学，理论功底薄弱。在自学社会科学理论中，《人民日报》，特别是理论版和学术版，成为我的活页教科书。多年来，我一直用心学习《人民日报》的理论文章。文章的作者和编者，就成了我的老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在理论宣传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她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又比较生动活泼，理论性、学术性、思想性很强而又通俗易懂，思想解放而“不逾矩”，注重摆事实讲道理而不盛气凌人。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身上，我不但学到许多知识，也学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今讲到自己理论和学术上的进步，就不能不讲到《人民日报》的师情。

文为师，人亦为师。在与《人民日报》理论部交往的40多年间，不论是老一辈编辑，还是现在仍然工作在理论部编辑岗位上的年轻一辈，都是那么令人尊敬。他们不但学问好，编辑水平高，而且真诚待人，热情助人，平等地对待作者。有这样一些出色的编辑，还能办不好报纸吗？与他们交谈、交往，总能学到一些好东西，让人感到愉快。所以，我一直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碰到疑难问题愿意向他们请教，愿意为办好理论版直率地提出意见，也愿意向他们投稿，尽心竭力地完成他们的约稿。我清楚地知道，从作者的初稿，到最后的见报稿，中间倾注编辑们的大量心血。不论是一字千金的改动，还是谋篇布局的颠覆，都表明，每一篇文章并不只是作者个人的创作，而是作者与编者合作的结晶。

我常想，《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人民的报纸，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保持崇高的声望，靠的就是正确传达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的心声。她所扮演的正是这种亦师亦友的角色。她对读者、作者和人民的情愈深，这种角色就扮演得愈好。

画匾会伴我一生，《人民日报》也会伴我一生。因为它珍贵。（作者邵景均为中纪委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