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蕴侠，原国民党中统少将，解放后在四川和贵州潜伏长达8 年之久，其逃亡经历离奇。在他逃亡期间，周总理曾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郑蕴侠直到1958年才落网，是中国内地最后一位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
郑蕴侠
1907年郑蕴侠出生于江西临川。成年后，郑蕴侠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后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北伐战争打响后，他参加了北伐队伍，在何应钦的第一军军法处担任上尉军法官。凭着上海法学院和黄埔军校这两张"过硬文凭"，他很快受到了当时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织的CC派系的青睐。郑蕴侠清楚的记得，他加入"青白团"(后来改为"青年社")时，是在陈果夫家的地下室完成的，"那个地方烛光惨淡，冷气逼人，让人觉得恐怖阴森。"
1938年3月，台儿庄大战打响，郑蕴侠奉令率领一支政工队支援前线，参加了炮火连天的滕县守城战，苦撑到援军赶来，曾目睹抗日名将王铭章壮烈殉国(腹部中弹30余处);对此，曾经满含仇恨地改写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以表达自己抗日之决心。
但抗战胜利后，"反共"特务活动却成了郑蕴侠最主要的工作。重庆的“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这两个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他亲自指挥者的。
01
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重庆较场口广场上人声鼎沸，很多学生、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在头一天就已赶到了城内。文化名人郭沫若同志偕夫人前来参会。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队伍，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约有一万余人。政协代表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曾琦、陈启天、莫德惠、邵力子、周恩来、李烛尘等十多位名人应邀到会。
郭沫若
当筹备会推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一到，甫经介绍认识，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公朴回答待主席团到齐后共同商量。刘野樵急不可耐，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同章乃器纠缠。正谈话之间，刘野樵身旁窜出打手，对章乃器破口大骂，劈胸就是一拳。这时，他们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们同声吆喝，蜂拥而上，同时高声吼叫：“开会，开会！”刘野樵、吴人初、周德候、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等出面劝阻，同时与刘野樵磋商总主席人选，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推定的是李德全，刘野樵提出吴人初，吴人初提出刘野樵，尚未商定，市商会的周德候即在扩音器里对台下声称：“我们选刘野樵担任总主席。”接着就悍然宣布开会、奏乐、唱国民党党歌、叫刘野樵讲话。这时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当即严词抗议，正站在台口的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李公朴刚走到台前，立即就被特务打手们包围起来，一阵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打手们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掉胡须、踢倒在主席台下，头部鲜血直流。
这时郭沫若以身保护李公朴，并喊道：“请勿打人！请勿打人！”但同样遭到毒打，眼镜都被打落。马寅初身受重伤，马褂被扯掉、文稿被抢走。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特务们还不肯放手，巧逢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到会，才用车把他接走。就连70岁的沈钧儒也受到暴徒追逐殴打，幸遇来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驱车经过，才将沈老送了回去。当时在李公朴、陶行知身边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必动武，均遭到毒打。与此同时，台下的特务打手对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的队伍也不放过，见人就打，该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事前就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肆意行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60多人。
沧白堂事件
02
国民党特务蓄意制造的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事件。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在重庆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地进行，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由该"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每次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蓄意破坏。前三次民众大会在江家巷口的全作会堂举行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破坏。由于听众越来越多，民众大会从第四次开始，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了破坏，他们狂呼乱叫，向台上扔石块，放爆竹，敲小锣使第四、五次大会不能终场;第六次大会，当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向台上扔石块，木块，会场秩序大乱，不少群众受伤;第七次大会，特务五次扔石头，放爆竹，第八次会议，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特务进行了包围漫骂。国民党这一连串的捣乱破坏，史称"沧白堂事件"。
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西南将各种特务组织组成的"重庆反共救国总队"纳入正式编制，扩建为"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他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军特别党部书记长。
后来，为了阻止解放军西上东下，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又召集郑蕴侠组建一支"东西山游击纵队"，妄图阻止重庆解放。但解放军一到，这支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如作鸟兽散。郑蕴侠也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1949年11月16日，重庆。距最后一班撤台飞机起飞还有4小时，蒋介石命令对重庆实施"焦土政策"。撤退前，将兵工厂、水电厂、机场等大建筑物予以彻底破坏。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郑蕴侠，已接到命令，负责烧毁所有机要文件，撤出重庆。此时，重庆的两座机场先后被炸毁。郑蕴侠要想逃往台湾，只能赶到成都，乘坐最后一个亡命航班。
当郑蕴侠赶到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从全国形势看来，郑蕴侠逃亡的可选之地只有台湾，尚未解放的海南岛，以及国民党残部活动猖獗的滇缅金三角地区。但台湾、海南地理距离太远，金三角则离四川比较近，再加上郑蕴侠抗战时期曾随中国远征军在这一带执行过任务，对云南到缅甸一线的道路和风土人情都相当熟悉，因此，郑蕴侠给自己设计的逃跑路线是渡过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经由贵州去云南然后越境到金三角，投奔国民党李弥第八军残部。
漫长的逃亡即将开始，郑蕴侠必须凑够盘缠。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既不扎眼、又能应对通货膨胀，还能自由兑换的"袁大头"。在倒卖银元交易时，郑蕴侠被冲进市场的解放军抓获。郑蕴侠加入中统十余年，相继接受过各种特工训练，除了审讯术、心理战、恐怖行动，还擅长职业伪装，所以，他用木材商人的身份掩护，顺利逃过一劫。
1950年3月22日，西南剿匪公告发布西南公安师组建。根据西南公安部有关的敌情通报并综合各处边境的报告，郑蕴侠并没有逃出边境，他肯定有着顽强的生存技能。公安局抽调了28个侦查员，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片区进行稽查。郑蕴侠生前介绍:等我走到赤水河以后，就发现赤水河河边岗哨林立。于是连夜返回，绕道到合江、綦江到南川。贵州人地两生，没有根基，我决定调头，返回重庆。
郑蕴侠路过泸县老城的当天，"镇压反革命运动"拉开序幕。匪特们明白自己的大限将到，最后放命一搏。剿匪部队已将民众武装起来，泸州一带实行宵禁。现在最聪明的办法是隐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静观其变。远处传来竹琴声，郑蕴侠闻声走进一家看似平常，却有很大玄机的小酒店。在这里郑蕴侠认识了疑似军统的王大哥。随后，通过王大哥的帮忙，郑蕴侠在涪陵潜藏进一家榨菜厂当上了小工。
1951年1月，中朝部队在三八线南北发动了第四次战役，粮食和医药短缺严重，榨菜和炒面一起被志愿军司令部列为优先级供应物资。因此，榨菜厂也就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残留大陆的匪特接受指令，以暗杀、爆炸手段立即予以破坏。为加强防范，解放军代表接管了榨菜厂。郑蕴侠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逃跑，必须快速找到新的伪装身份、新的藏身地。
郑蕴侠自己回忆说，国民党当局跑到台湾前夕，封授他为"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军特别党部书记长……大势已去后，他开始潜逃，先是被土匪捕获，他以袍哥"黑话"侥幸脱险，后至涪陵，在涪陵一家榨菜厂担任小工，后言语不慎，引起上级怀疑，重庆军管会公安处到处缉拿他，最后上报到中央，周恩来还对此作出批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周恩来
1956年，郑蕴侠娶回个叫邵春兰的妻子，过起了滋润的小日子。但是慢慢的有些村民觉得这个刘正刚非同一般，他声称自己不认识几个字，第一天学算盘都学不会，第二天就能把加减乘除打得十分顺畅，和人聊天时，竟然还说出一句“不翼而飞”说出成语，这在当时的农村十分罕见。
到了1957年，全国开展肃反时，村民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当地公安，工作人员立刻展开秘密调查。1958年5月20日早上，郑蕴侠刚起床，就被两杆手枪顶到了脑门，就这样郑蕴侠成为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被捕的国民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