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谓三代所尚之政不同，盖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诗》、《书》、《易》、《春秋》之经，验之孔、孟之言，别无是说也。春秋之时，周衰甚矣，夫子乃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何汉儒厌周文之弊，而夫子反从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汉儒乃孜孜言之?呜呼陋哉，汉儒之见也!斯人禽兽 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礼乐以维持之，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是以《书》称尧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其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见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盖民之巧伪日滋，先王防闲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尧舜为有间，周之文，比夏商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并耕之俗，至尧舜而始革。尧、禹茅茨土阶、卑宫土墙之制，至周人而始变。是以孔子以周视二代，独郁郁也。

二代非不曰尚于文，而不若周之大备。由后世观之，谓之忠、谓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则非矣。夫文果离于忠与敬乎?忠与敬又可离于文乎?《记》日："虞夏之文，不胜其质；商周之质，不胜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质，故有以相胜耳，非有所偏尚也。观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辑睦，顾指如意，则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离叛，则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诗》者以君臣上下动无礼文为幽王之乱，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为厉王之乱。使周衰斯文不废，则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而倔强之国不闻矣，国家、宫室、车旅、衣服之有等，则憯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政令、纪律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岂至于乱乎?所以圣人必欲从周者，以为救纠纷者，莫若用文之为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为文之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