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 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胡适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

庐山谈话时的蒋介石

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