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恶梦

中华民国的历史起于1912年，止于1949年。在这段历史时期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府，前后有北洋政府（1912-1928年）和国民政府（1925-1949）。尤其是国民政府名目繁多，分别出现过广州国民政府（1925-1926，1931，1949）、武汉国民政府（1926-1928）、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8，1946-1948）、南昌国民政府（1928-1939）、北平国民政府（1930）、重庆国民政府（1938-1946，1949）、汪伪国民政府（1940-1945）等等。

政治中心不断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在这段历史中的极度混乱，与大众百姓的生计紧密相关的货币也是五花八门，从北洋政府的银元，到国民政府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以及割据军阀私发的货币，不断改变着国家的财富格局。其中，国民政府在溃败前夕发行的“金圆券”，堪称是当时上海的恶梦。

江浙地区是国民政府的钱袋子，而上海就是往这袋子里装钱的最大户主。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上海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中心。并且在蒋经国的亲自坐镇下，上海也是当时进行金圆券改革最为彻底的城市。当然，它也成为了民间财富被洗劫的最为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的失败

蒋家父子都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1948年蒋经国踌躇满志地到上海就任“京沪区经检副督导员”时，曾在日记中对这段经历有过多次记述：

“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

“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大老板杜月笙很“不幸”成为蒋经国选中的‘坏头’。蒋经国抓了杜老板的管家和儿子，打算杀鸡儆猴。但杜老板在上海滩的动员能力是惊天的，私下一番运作就让蒋经国想动又不敢动的扬子公司的问题变得尽人皆知。但是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是宋美龄的外甥，他是能通天的人，蒋经国如果敢对他动真格的，他就扬言要把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公布于众，这话可以直接吹到蒋介石的枕边。

然后的事情就只剩两个词：妥协和洗劫。蒋经国的督察员工作不能再干下去了，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相互妥协，所谓的“币制改革”彻底成为对普通民众的财富洗劫。

无能为力的蒋经国，在他的日记里也为自己的失败写下了注脚：

“今天，所有的麻烦和困难就是因为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坚持‘观望’、‘怀疑’和‘敌视’的对策。他们不喜欢平民大众享有一个安乐的生活和衷心支持改革成功的殷切期望。因此，我只能孤军奋斗，不会有一个高级官员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钞票越多越穷

随着蒋经国的彻底失败，当时的上海人迎来了物价的疯狂飙升。进入1949年之后，物价在1月份上涨了3倍，到了2月份继续上涨6.7倍，3月份再上涨3.3倍， 4月份的涨幅飙升到26.7倍，到5月份时这一年度内的物价累积涨幅已经达到147900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谁手里的纸币最多、物资最少，谁就是最穷的人！那种情况下的纸币与其说是通货，还不如说是废纸。真正的硬通货黄金、白银、银元、外汇，一部分被连蒋经国都动不了的投机商们收入囊中，大部分则进了蒋介石的中央银行。

根据当时的统计，国统区发出去的金圆券收兑回来的黄金有167万多两、白银888万多两、银元2356万元、美金4985万元、港币8609万元，搜刮回来的财富总价值高达2亿美元。而这巨额的财富则主要来自于上海人的贡献，单从上海收兑回来的黄金就超过100万两、美金高达3400万元，以及大量的白银、银元和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