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安
明·潞王中和琴
导语：古琴是一项高冷的收藏，现今流通市场中所见最早的古琴制作于唐代，数量较多的是明、清两代古琴。唐、宋、元代的传世名琴和明代皇室用琴为最上等。身价稍逊的是明朝文人制作的古琴，此为第二档次。第三档次的古琴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作品。人们收藏古琴其背后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追求。因此，了解相关琴史有助于了解琴中国古代文化。
有关陶渊明“无弦琴”事最具权威性的出处有三：一是南朝沈约（441—513）的《宋书·列传第五十三·隐逸》，二是南朝萧统（501—531）的《昭明文选·陶渊明传》，三是唐房玄龄（579—648）《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此三者之间文词略有不同，意思大致一样，都说陶渊明“不解音声”，却识得琴中之趣，每以“无弦琴”寄其意。
关于陶渊明是否“不解音声”，以及陶渊明为什么要抚“无弦琴”，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两种意见：
一是以陶渊明自己的诗文和他的好友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证明，陶渊明是“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陈书辍卷，置酒弦琴”（《陶征士诔》）；因此陶渊明“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乃得其真”（宋阮阅《诗话总龟》引苏轼《百斛明珠》）。
二是陶渊明不仅知音识琴，而且识得天地间的“大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陶渊明抚“无弦琴”乃是“抚空器而意得，遗繁弦而道宣”（唐张随《无弦琴赋》），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无声之音，所谓“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王弼注《道德经》）。因此，陶渊明的“无弦琴”实在是老庄“无为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在音乐上的反映。
其实，这些讨论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既然陶渊明自己有那么多诗文和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证明，陶渊明是能操琴的，《宋书》《晋书》的修编者怎么能无视，说他“不解音声”“性不解音”呢？又，既然说陶渊明“不解音声”“性不解音”，怎么又说他“但识琴中趣”并以“无弦琴”“寄其意”呢？——史书记载不仅与陶渊明的琴书生活不符，即便是史书里面的叙事也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陶渊明“无弦琴”事，实在是非常可疑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陶渊明“无弦琴”事迹最早出处是南朝沈约（441—513）的《宋书》。南朝刘宋国史的修撰，始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著作郎”徐爰始成刘宋“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始，下讫大明时止。此书后来佚失，只在《隋书·经籍志》见录，《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保存了徐爰《宋书》的零散片段。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春，“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约衔命续修《宋书》。依据沈约后来的“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话来看，他所续编的即是《宋书》的《八志》（三十卷），在《列传》之后。因此，陶渊明“无弦琴”事迹应该是在大明六年（462年）徐爰的《宋书》中就已经存在了。
而陶渊明（352或365—427）主要生活在东晋，卒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因此《宋书》有记，《晋书》也有其事迹记载。唐房玄龄《晋书》之前，即有“十八家晋史”，其中“九家《晋书》、九家《晋纪》”；有可能记录到这一事迹的有两种：（一）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该书言明只载东晋之事；（二）南朝齐臧荣绪《晋书》，此书记事起于司马懿创业，终于刘裕代晋，体例完备，成为唐官修《晋书》的基础。另有笔记两种：《晋阳秋》，东晋孙盛撰，该书记述两晋史事；《续晋阳秋》，南朝宋檀道鸾撰，该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檀道鸾、何法盛和臧荣绪都是南朝宋齐之间的人，和徐爰、沈约生活在同时，那么他们的记载中有没有关于陶渊明“无弦琴”事迹的记录呢？
由于《晋中兴书》、臧本《晋书》、《晋阳秋》和《续晋阳秋》已佚，我们无从确切知道他们的史记中是否有类似的记载；但是从清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晋阳秋辑本》和《续晋阳秋辑本》（依据后世类书等典籍的引述编辑）看，陶渊明“无弦琴”事迹并不见录。
值得注意的是，唐初欧阳询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官修类书《艺文类聚》，其中涉及陶渊明的有二十一处，居然也不见陶渊明“无弦琴”事迹。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陶渊明“无弦琴”事迹大致是本诸沈约《宋书》，后为萧统《文选·陶渊明传》采引，至唐房玄龄再衍文踵事增华，宋以后世人多信其事以为真。《艺文类聚》等不载陶渊明“无弦琴”事迹，说明欧阳询等以为此事乖谬，不之信也。
南朝沈约的《宋书》和唐房玄龄的《晋书》都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隐逸传主多避世而居、隐遁山林，其行事不彰，甚或异于常人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看《宋书》和《晋书》的陶渊明传记，都直接引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并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命子诗》等，作传者以此来增加和丰富传文内容的企图是很明显的。甚至，沈约《宋书》、萧统《陶渊明传》和房玄龄《晋书》关于陶渊明的姓名、字号也不能统一：《宋书》说“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萧统《陶渊明传》作“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晋书》则云：“陶潜，字元亮”。因此，所谓陶渊明“无弦琴”事迹，肇始于《宋书》采入民间杂传、野史笔记、甚至是里巷琐谈是完全可能的。
唐刘知几《史通·采撰》就说：“沈氏著书，好巫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榜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旧唐书·房玄龄传》也说，房玄龄《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当然，魏晋以后，引杂史、杂传入史非独《宋书》《晋书》，其他著录也多有怪诞、小说家言；但假如后人把其中所记都看作信史，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
尽管如此，陶渊明“无弦琴”事迹依然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恰恰是魏晋名士禅道兼修、超然物外、妙悟玄得的玄心、洞见，既契合“大音希声”、心物冥一的老庄境界，也体现了“非有非无”、随缘应机的“中道”禅观，是魏晋名士崇尚自然、适意为乐的风流写照。因此，陶渊明“无弦琴”事迹广为流传并被后世所重视，就不以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