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两岸、江淮地区，自三国、魏晋以来，就是主要的稻米产区。迨至北宋时，已成为“田地之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的鱼米之乡。而芜湖又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唐宋时即有兴建粮仓、屯粮转运的历史记载。明代商品经济的刺激，芜湖已成为“舟车辐辏、百货兴聚”的沿江重镇，皖中、皖南所产稻米多在此聚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裕富足的稻米资源，使芜湖得以因利乘便，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无锡、长沙、九江并列为中国四大米市。

李鸿章建米市芜湖多得实惠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设立海关，随之便形成商埠。外国商品在芜湖的倾销，带动了皖产农、土产品的输出和交流。但是，由于芜湖未成米市，所以，皖产稻米只能帆运镇江七浩口。芜湖位于长江支流水阳江、青弋江、裕溪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南通宣城、歙县，北达合肥、庐江，顺江而下，直达南京、上海，逆江而行，可达九江、汉口。而青弋江和巢湖流域又是安徽两大产米区。江淮稻米舍近求远，无疑将滚滚财源泻往外省。

1877年，李鸿章权衡利弊，为维护皖省商业利益，奏准朝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同时，还授意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广东人张荫桓利用同乡关系，前往镇江游说粤帮客商，如若先行迁芜，将享有各种优惠条件。粤潮两帮早已认识到江淮稻米长途水运，既担风险，又有诸多不便，从长计议芜湖确比镇江更加有利可图。于是便顺水推舟，率先迁来芜湖。清光绪八年（1882），芜湖米市正式形成。

粤潮两帮相继迁芜后，烟（台）、宁（波）两帮也紧步后尘，接踵而至。自此，芜湖米市蔚为大观。粤、潮、烟、宁四帮米号的粮源，多来自大江南北产米各县，如江北的合肥、巢县、舒城、庐江、无为，江南的宣城、南陵、繁昌等县。

稻米堆积如山钱庄银行争荣

清光绪二十四至三十年间（1898——1904），芜湖米市的稻米出口每年多则500余万石，少则也有300万石。真所谓“堆则如山，出则如江。”

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因“赋税既多，运费加重，”粮米出口曾出现减退趋势。但是，到了1918和1919年，全国一些产稻省连年丰收，芜湖米市集散的大米，便已远非安徽一省，川、鄂、湘、赣等省的稻米，也经水路运至芜湖。这种繁荣景象，曾有人在《安徽省一瞥》中作过生动的记录：

“运米的轮船往来广州、芜湖间，如穿梭似的繁密，因为是年安徽的米大熟，米价低廉，各处运米来芜湖的船民，帆船如云似的堆满了江边，岸上各栈屋的米堆积如山。……这一时候，做米生意的，无不利市三倍。”

直至1927年，稻米年出口量仍维持在五百万石左右，整个行业兴盛发展。钱庄的兴起便是例证。米粮交易依赖钱庄货款，调剂有无，因此，钱庄资金的投放，也必然以米业为大宗。清道光年间（1821——1850），芜湖仅有十余家钱庄，光绪二十年（1894），钱庄已发展到二十三家。民国年间，次第建立的十余家银行，逐渐取代钱庄的米市业务。

米市由盛转衰天灾人祸并行

芜湖米市的米源素有“南宣北合”之称，源源不绝的稻米，由南北运河运至芜湖，必然带动起内河运输业，当时约有三十万人全赖为米市载运稻米维持生计。清同治年间（1862——1874），芜湖仅有几家米粮批发商，延至1929年，已发展为二十九家批发商。饮食服务业也长足发展。与此同时，电厂、面粉厂、纱厂、火柴厂、肥皂厂、翻砂厂等，也得以兴建发展。为米市所需的斛工、绞包工、捐包工等也纷至沓来，涌至芜湖。

1927年后，芜湖米市便江河日下，景象日非了。米市兴起时，为限制皖产大米出境，芜湖设米捐局进行管理。可是，1930年却奉命裁撤米捐局，并撤去五十里以外的常关和厘金局。自此，各地米船改泊芜湖附近的鲁港和裕溪口，稻米开始向价高处分流。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安徽几乎年年有灾，粮食收成锐减，国民党政府又以赈灾为名，免征进口税，放任大量外国米粮倾销国内市场。芜湖大米的主要销售地是广州、潮州、汕头、福州，其次是天津、烟台、青岛、威海等，也有少量销往南通、上海、香港和日本。以往，华南地区缺粮，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往邻近的湘、鄂、赣等产米省采购，就是因为旱路运输不便，水路运输便利，而求诸芜湖米市。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使广东与湖南、江西新辟快速通道，当然比迢迢水路、千里辗转便捷的多。这样，芜湖米市的稻米在广州、潮州、汕头、福州等地的销路，又为湘、赣米所取代，芜湖米市由此进入低谷。

官僚资本对芜湖米市早就垂涎三尺，1937年4月，由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人发起，拼凑了一个“华南米业公司”，分别在芜湖和广州两地设立仓库和碾米厂，从事皖产大米向华南地区的贩运，垄断和控制了安徽的大米市场。

米行凋敝歇业今日面临挑战

原本已经萧条、萎缩的芜湖米市，由于官僚资本的介入，便好似雪上加霜，只能苟延残喘而已。同年12月，芜湖为日军占领，米市数十家仓库的稻米，全数为日军没收，随之而来的汪伪汉奸又助纣为虐，充当日本洋行买办，强行搜购“限价”稻米，许多米商叫苦不迭，不得不关门倒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视沦陷区为金山银库，搜刮罄尽，米市受害尤甚。他们和当地军、政、财界人物沆瀣一气，官商一体，在芜湖开设米号、米行、砻坊、堆栈等，多达三百多家，搜购稻米，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扰乱市场。1948年的8、19限价，更给米业带来深重的灾难，米商限价售出的粮食严重蚀本，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花样翻新的各种摊派，压的米市岌岌可危。各地帆运商都视芜湖为畏途。

1945年至1949年间，芜湖米市业务萧条，市面冷清，米行凋敝，多数职工被解雇，不少米商改从它业，另谋生路。几年间，稻米出口从未突破二百万石，远不及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芜湖米市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53年下半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米市也因之不复存在。1984年7月20日，芜湖米市重新开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芜湖米市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原载《历史大观园》1993年2期，《民国春秋》1996年5期，美国《侨报》2007年3月14日

作者简介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报刊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报刊转载。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