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
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初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
但是，后来的上海人宁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战时被德军炮火炸断的。1914—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的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还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27年的时光。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体育锻炼而体格健壮，颇具男子汉气质。同事回忆，他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回忆，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师。饶家驹有很高的语言天赋，除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穿梭与交流。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悲天悯人的胸怀使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积极投身义捐慈善。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即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次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章。因此到1926年时饶家驹已担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成为上海滩著名的慈善人士。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并因此而闻名。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 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 1935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组织妇孺从闸北战区撤离。“十四年以来，成千上万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惧和所有苦难，而那些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长期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饶家驹可能已有建立难民区的最初设想。
南市难民区的缘起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开放的数量与频率。9月，进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证。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以公共租界121万人和法租界47万人来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与租界相接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他们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1、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成立
1937年8月18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该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发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与饶家驹是主要发起人。会长由奥尔和屈文六担任，常务委员有饶家驹等7名外国人和王一亭等8名中国人。委员会下设7个组，饶家驹兼任救济组副主任。
9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国际饭店举行会议，由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任会议主席，与会的中外人士纷纷向颜表示，“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于是，会上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负责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委员中外籍人士占多数，其中，博兰德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钟思为前总办，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美国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等多重考虑，转而积极推动援华救济事业。9月24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章程。
10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中国政府后来将政府筹集的救济款也交其发放，以示支持。
10月4日，难民救济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以饶家驹为主席，李规庸、蒉延芳、牛惠生夫人、赵朴初等22人为委员。会议确定四条规定：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还分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各司其职，具体施行。
难民救济委员会还由委员长颜惠庆、宣传征募主任施肇基呈请中国财政部拨款，之后宣传征募委员会亦积极展开各类征募活动，如成立“三元救命会”、发动“一角救难运动”、推行红十字募捐周、广发征募启事等。
2、难民区的筹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俞鸿钧市长回复，“关于通过你们签订的协议，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为此，我荣幸地向你们确认。今天我和饶家驹神父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只要该协议有效，两个原有的军事设施决不会被使用。有关各方都理解并同意，这两个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会被视为违反该协议。”次日，俞鸿钧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时在文件上签名的还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11月5日，饶家驹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英文信件，信末盖有总领事章。第一封信告知，日本陆军、海军同意不进攻该区域。饶家驹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回信，委员会地址是他居住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冈本季正当天又写了第二封信，补充告知日本军方的两点意见：第一，附近发生军事冲突时，可能会殃及该区域；第二，一旦华军被逐出附近地区，日军将接管该区域。饶家驹回复同意，但他没有向中方透露第二封信的内容。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5日，中方提出4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考虑。
11月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饶家驹：“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决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工作人员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为白底，中间有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辍中英文的“国际救济会”字样。这一天，上海市政府发布布告：“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业已呈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9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当天，俞鸿钧签发第一号往来难民区的通行证。
9日，日本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发出了给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佛兰德的同意“支那难民收容所”南界敷设铁丝网的证书。
证明书
美国人公共租界官员佛兰德（毛笔字）
以上为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在城内北部（方浜路以北）建立中国难民收容所，为此在方浜路设立铁丝网，以防止中国暴民、便衣队侵入。这一设施已获得日本方面准许。特此证明。
请予以适当保护。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陆军武官、陆军少将原田熊吉
（武官之印）
难民区从筹备到设立的这一过程中，尚有不少疑问，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协商的主体不清楚。俞鸿钧认为，3日所签文件发生在他个人与上海国际会代表饶家驹之间。在冈本看来，这是中国官方承诺南市非军事化的书面保证。他与饶家驹5日的通信，是日本官方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之间的正式通函。
第二，中日双方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发表声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二是战前、战中的非军事化。中日在该区域权属问题上，意见对立。饶家驹作为不愿当面协商的交战双方的中介，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
第三，该区域的性质不明。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吿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中方称此区域为“难民区”，日方称“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用了一个模糊的“饶家驹区”。
第四，该区域的权属不明。中日双方都宣称由自己掌控、管理，并都防范法租界将其扩充为掌控区。
饶家驹淡化了某些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这充分体现了饶家驹的智慧、技巧与坚韧。华军退出了该区域，没有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没有轰炸难民区，日军占领南市后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
南市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警察200名，携带手枪、木棍维护秩序和安全。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视察，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20万。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还有名誉会计G. Findlay Andrews。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1月15日，委员会建立了办事处，由饶家驹负责。
也就在这一天，安全区的控制权交到了日本军队手中。饶家驹请法租界1名法国警官带领10多名无国籍白俄巡捕值勤，他们仅佩带手枪和木棍。难民们自己组成保安团，以维持秩序。而日本军队则会不时来视察巡逻。一旦发现有抗日可疑行为，即戒严封锁，挨户搜捕。为充实力量，饶家驹从华洋义赈会、嘉丰纱厂等抽调职员协助工作。
编辑 |别毕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