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为什么重用太监的皇帝，留下的都是破败江山？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选30—

我用四字评价亡国之君朱由检

史书对崇祯的评价，车载斗量，而我对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志大才疏。

作为志大才疏的君主，如果不是亲揽大权，找一个或多个有能力的代理人，代行皇权，国家政治没准会好些。但是真实的历史往往是，越是这样的君主，越没有自知之明，刚愎自用，喜欢瞎折腾，而且性情多疑、反复无常，这就俱备了亡国之君的质地了。

朱由检自诩强人，其实只不过是个伪强人，没有祖先朱元璋、朱棣强人能力。但是从暴君的角度讲，他对臣民的危害和二祖强人是不相上下的。反复无常的朱由检无疑是个“非理性”伪强人，长期陪伴在这样“非理性”领导身边，那帮属下会出现怎样心理状态呢？

关于“非理性”，当代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组实验，拿来一群白鼠分入两笼，对一个笼子里的白鼠有规律地“电击”，另一笼无规律“电击”，结果遭到无规律电击的那群老鼠很快就疯了，这说明什么呢？非理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疯。那些强人伪强人帝王非理性到了极点时刻，不是自己发疯，就是把属下逼疯。

想必崇祯时代的官员们在朱由检手下也是备受煎熬，多次体验到了被不规则电击的小白鼠心情。政治环境恶劣，领导神经过敏，太不好伺候。即便是宠臣，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也不免感叹，自己就像朱由检牵手里牵着的一风筝，让你升你高入云端，让你降你就垂直落地。完全由不得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想不死，只有三种做法——

或者远离权力中心，或者主动牺牲，或者叛国投敌。

除此之外，几无路可走。

那么，如此病态君主统治下，国家怎么会好？又如何首先要怪罪大臣呢？

再者说，大明王朝的灭亡，首先是经济破产吗？

我以为比起经济破产来，最致命的还是政治破产。而政治破产的主要标志，就是统治者腐朽没落，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且看最高领导人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

对比执政初期，执政后期崇祯皇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对宦官的态度。

在执政之初，崇祯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大变，回到了皇兄天启帝当初的怪圈，重用太监。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竟将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全国各大军区，遍布太监监军。可以说，崇祯后期，是太监在领导国家军队。

崇祯对太监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失望。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随着时事变迁，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34岁的崇祯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反思。想继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

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他们仗势欺人、无法无天。掣肘将领，侵蚀军饷，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恶不作。崇祯政权的崩盘是以宦官监军纷纷主动向农民军投降为标志。

本来，在李自成兵进北京时，崇祯帝已向各地发出“勤王”急令，各地兵马正入援京师。熟料，他所信任的监军们降得太快。李自成的农民大军开到京城前的居庸关，本来准备与守关的明军大战一番，不想镇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杜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短短三天，李自成就越过居庸关来攻北京城，兵临北京城下时，杜勋自告奋勇入城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一劝就降，旋即献出彰义门(今天的北京广安门)。

“彰义门之变”宣告了崇祯太监军的彻底灭亡。今天一些史学爱好者还有为曹化淳辨白，但事实就是崇祯的太监们迎进了闯王，怎么辨解也无济于事。这些太监监军们不仅彻底葬送了军队，而且最后帮着李自成把崇祯推向绝路。

自古哪有太监主导的威武之师？重用太监的崇祯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得不说，崇祯对太监了解有限，他以为哥哥重用的太监不是好人，而自己要用的都是忠实的奴才，信得过。而浑然不知，其实宦官大同小异，都是不堪大用的，这是由宦官的本质决定的。

查考中国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宦官史比封建史还悠长，远在周代的时候就有太监了，直至清亡。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这个人群大多是史书与评书中奸险小人的代名词，他们弄权、害人、阴险，恶用其极。如蔡伦、郑和名垂青史者凤毛麟角，大多数是遗臭万年的魏忠贤之流。总得看来，太监群里，还是坏人居多。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是“天生的恶人”吗？

非也。宦官群体的出身和宫女群相仿，大多是苦孩子出身。名义上他们是自愿“净身”入宫的，实际上都隐含着血泪。一个好端端的男儿，像猪马一被“骟”，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讲“身残志坚”，更多是说给先天或后天不幸残缺者。而太监的身残是人为的、刻意的。就像现代社会出卖自己器官换取奢侈品的人，他们的精神也是患上严重疾病。

从生物的角度看，阉割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人类通过摘除动物睾丸，使它们的性机能消失，变成丧失欲望的活机器，以便让它们为人类生产更多的肉蛋奶，而且性情变温顺老实，便于人类的管理。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如果说对动物都应心存怜悯，那么人类对于同类生殖权利的剥夺，则显然不属于文明范畴，而应归于野蛮。

儒家二圣孟子曰：“食色，性也”。 现代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会产生僵化性格，导致病态反应，行为消极。可见，性欲也是生产力。有性欲的人，能使自己产生巨大的生命活力，为了后代，也催生强烈的进取心。如果失去了性欲，便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在消失，进取对于他们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太监在阉割之后，性功能就丧失了，自然也就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无性无后的人生，“趣味”何在？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几乎对他们都不再有意义了。如是，精神的贫乏会催生无能感，而无能感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那么无能心态会随之一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甚至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因为他们的遭遇是非人的，所以一旦他们主事，看待问题也是非人的。完全是主奴价值观。他们是皇帝的家奴，因己及人，太监一得势就视满朝臣子为其奴才，要是哪个官员不买账，他就视为异己一定要清除。

就拿阉党党首魏忠贤来说，他在天启政坛炙手可热，把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自己奴仆。一旦有东林这样有骨气的士大夫不肯俯首，他就要千方百计往死里整。 很多人认为魏忠贤坏透了，但我们不能以圣贤心态要求魏忠贤这样的人，一个以忍辱来获取准至尊地位的人，虚荣心极强，一旦混出来不容任何人不敬。如果谁不敬只会诱发他的自卑从而导致加倍报复。他们只知主子才配有尊严，岂知他人也有人格尊严？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成就于黑的人，必无光明可言。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太监堆里恶人多的现象了。他们首先是社会的受虐者，而后发展为施虐者，始作俑者，皆自野蛮不人道的手术。

而重用太监的皇帝，大多是自己的执政水平吃力，需要奴才做援手。这些大多不是好人的奴才，一旦得了势，就会将人性丑陋一面随着膨胀的特权发挥到极致，如是国政还有好吗？所以从古至近，重用太监的皇帝，留下的都是破败江山。

对于宦官的这些本性，崇祯不以为然。据明代笔记小说《燕都日记》记载，公元1644年4月，崇祯皇帝在赴煤山(今天的北京景山)上吊自杀前，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

“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墓于香山碧云寺”。

香山碧云寺是魏忠贤生前为自己选的风水宝地，那里还建有他的生祠，而崇祯临死前收集魏尸骨厚葬于此，等于了了魏忠贤生前之愿。

《燕都日记》称，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贴身太监曹化淳——就是后来向李自成献城投降那位太监，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实用、更能干。

那么，此时崇祯心里是否也如此默认呢？

不得而知。总之，他在最后时刻把亡国之罪全部推到大臣身上，而不从自身找原因，更没有埋怨不争气的太监，还厚葬魏忠贤，可见并没有死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