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与常识，我的朋友刘绪源先生从前辈学人身上所发现的两个“秘密”。

首先，国学的基本要点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因为近世以后西学的治学方法取代了国学的方法，它是秘密的根源地。

西学的特色，是“经院和高深”，凡是大的学问，黑格尔也好，康德也好，罗素也好，维特根斯坦也好，都是大部头的，脱离了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在“经院”中用逻辑研究出来的，其理论的色彩非常强，显得高深而艰奥，形而上学，一般的人根本看不懂，甚至同为伟大哲学家的罗素，也看不懂另一个伟大哲学家、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文章。但不明觉厉，越是非日常非常识的学问，越是为大众所敬仰。而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则由科学和民主所支配。用同一个公式，同一条法令，来处理不同事物的关系，简单明了。

国学的特色恰恰反之。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合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问即生活，生活即学问，既以日常和常识为出发点，又以日常和常识为归宿点。

六经皆史，诸史皆经，六经是大学问了吧？但它就是史，史者事也，事者日常和常识也。所以从理论上讲，国学的学问，一定是明白浅显的；而西学的学问，则高深莫测。从实践上讲，国学的生活，一定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由学问的“一问也，答各不同，皆仁”，到生活的“一病也，治各不同，皆愈”，没有抽象的统一答案，也没有具体的单一答案。而西学的生活，远非学问上的抽象深奥，而一定是简单明了，一百个人，生同一个病，只要用同一个处方便可解决。不同的人，犯了同样的法，在国学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西学则用同样的处理。

所以生活与理论打成一片，“学医三年，觉天下无不治之病”，以优秀成绩毕业了，“行医三年，觉天下无可用之方”——这是国医。

“学医三年，觉天下无不治之病”，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行医三年，医术益精，果然天下无不治之病，如果有不治之病，那一定是学医三年时未曾学到过”——这是西医。

撇开西学不论，专论国学的“日常和常识”，作为既是学问又是生活，就是既不像西学的学问那样抽象，又不像西学的生活包括科学和民主那样具体地公式化、法制化。

《论语》是国学学问的经典之一，但它并不像西学的学问那样有庞大的体系，严密的逻辑，不可理解的高深，而是非常日常化、常识化，散漫得很，其核心“仁”就是“爱人”，谁都看得明白。这样的学问，简直不是学问，而是生活。但又不同于西学的生活，如何做到“仁”，不同的人问他竟有不同的答案，而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日常和常识的学问，是由日常和常识的学问家做出来的。国学的学问家，“平居无异于俗人”，跟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既不像西学的学问家那样超功利，也不像西学的科学家那样功利，而是介于功利和非功利之间，有好吃的就吃好吃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得非常高兴；没有好吃的，甚至没有吃了，依然不改其乐！

这又牵涉到国学学问的第三个“秘密”：“非职业化”。其一，接受的教育，不是专业的教育，而是通识教育；其二，承担的工作，不是职业化的工作，一辈子从事这一工作，而是按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更换工作，今天做官员，明天做仓库保管员，后天做讲学授道的老师；今天做饲养员，明天做水利工程师，后天又领兵打仗。这就是“君子不器”，而又“无所不可器”。

明 崔子忠 画苏轼留带图 轴

国学，把学术、艺术当作生活，无异于俗人而作出文化的贡献。西学，把生活当作学术、艺术，大异于俗人而作出文化的贡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国学的长处在此，千百年来，诗礼之家以此为训诫子孙的箴言，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国学的短处也在此，近百年来，西学对国学的冲击、颠覆，使国学被几近摒弃，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借鉴西学而使国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