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奇迹

荷兰人在17世纪首先发现澳大利亚，1770年被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再次发现并宣布占领。库克船长登录澳大利亚后发现，这里的土著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地广人稀，部落之间很少交流。

澳大利亚动植物资源丰富，没有猛兽侵袭，是土著天然的狩猎和采集乐园。但由于太遥远，它在当时未能吸引外人去拓殖。

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曾经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居民。据人类学家研究，1803年岛上的原住民估计有约3000-15000人。

当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在西半球的13个殖民地不能再作为囚犯流放地时，英国政府把视线转向了澳大利亚。1787年1月22日，英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宣布，向“王国的不同地方”转送罪犯，以解决“监狱拥挤引起的种种不便”。5月13日，海军上校菲利普作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第一任总督及驻地英军司令官，率领“第一舰队”离开普利茅斯港，驶向万里之遥的澳大利亚。6艘船组成的船队共1530人，其中包括700多名囚犯、5位医生和20位英国官员。1788年1月20日，英国运送囚犯的“第一舰队”陆续抵达这个岛屿大陆。澳大利亚在此后50多年里一直是罪犯的殖民地。

自1820年起，英国改变了过去主要以流放罪犯为主开发澳大利亚的政策，自由民开始成批的移居新南威尔士。一些冒险的自由公民逐渐来到殖民地建立大型牧羊场或大牧场。囚犯被释放出来给他们充当牧羊人，并规定服刑期满以后他们继续留居澳大利亚。

到1840年英国政府废除流放政策时，已有16万囚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他们陆续被释放，为牧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英属新南威尔士流放犯殖民地的建立，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从原始松散部落社会一步跨入近代文明社会。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的司法制度被照搬过来。此后，澳大利亚由遵循以英国为主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开始，进而在完成一系列社会形态转型后，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进入20世纪，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这其中有过一个有趣的花絮：

英国由私营船主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政府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船主付费。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运输途中犯人的死亡率最高时达到94％。后来，政府改变了付款的方式，按活着下船的犯人人数付费。结果，船主们想尽办法让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饿了给饭吃，渴了给水喝，甚至聘请了医生。犯人的死亡率最低降到1％。

船主还是那些船主，为什么他们开始耍滑，后来仁慈呢?并非他们的本性有什么变化，而是规则的改变导致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假如进一步规定：在到岸时任何一个犯人必须身体健康，体重下降者不列入政府付费范围。相信船主们在途中一定更会将犯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更加极尽"人道主义"之责任。

这就是制度的原因所在。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人。

由“英国化”转变为“澳大利亚化”，源于英国的西方文明演进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新文明，又由此孕育出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渐进改革发展模式”，并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用了20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许多国家更长时间还未走完的路。

从一群主体为囚犯开始，仅用200多年就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其中原因何在？澳大利亚移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

最关键在于英国这套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令人易于接受。另外在于，这里不存在一个阻碍变革的最高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存在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使得英国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在澳洲得以顺利实行。这一点和英国制度在新西兰与本土土著毛利人的传统相互妥协融合发展类似。

澳大利亚走到现代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遇到过可能偏离航线滑向下坡的历史关键十字路口。

路口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宗主国英国在欧洲战场上打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日本大军挥师南下，一路向澳洲大陆猛扑过来，澳洲人一下子感受到了强烈的亡国灭种危机感，以往松散的联邦政府在民意的驱使下，权力极大扩张，国有资金被大量投入军工业，相当一批私营企业被国有化。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和南美阿根廷一样的独裁政府很可能就要建立，拉美式的澳大利亚将会在南半球出现。

但是，英国政治文化和制度的传承，拯救了这片大陆。

20世纪50年代，澳洲联邦政府准备将银行业进一步的国有化，在野反对派强烈阻拦，法案没有能够继续推动下去。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阿根廷，军政府的文件基本不会受到任何的阻拦。战后重建20年，是欧洲、日本经济大飞跃的年代，澳洲的矿产业和农产品出口进入了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人口流入，收入水平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市场的繁荣。大量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金融、文化等行业。而政府税收的提升，得以大规模的发展高等教育和福利医疗体系。

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最终促使澳洲跃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路口二

20世纪8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国都遭遇到了效率低下，活力下降的僵尸病困境。澳洲也是如此，澳洲的汽车工业同样也不例外。

进口的廉价日系车越来越多，即使在超高关税的保护下，进口车仍然比澳洲霍顿车要便宜。澳大利亚毕竟不像南美国家一样，可以实行进口配额制。于是霍顿开始陷入亏损。而澳洲政府，在全面陷入困境的国有部门的压力之下，也被迫推动自由化政策。1983年开始，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被取消，关税被降低，金融监管解除。国有的联邦银行、澳洲航空、澳洲电信相继被私有化。

推动这一切的霍克政府，被认为是澳洲版的撒切尔，或休克疗法。经过这一轮的自由化，澳洲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梳理澳洲发展史，可以看出，流放的罪犯流民打底，前期英国整套制度实施及指引，后期美国文化影响，走出了澳洲自身的发展之路。

▋迈阿密的奇迹

1896年迈阿密建市时，人口仅300多人，到1940年有了17万人，而如今整个迈阿密大区的人口高达500万。由于地处美国最南端，紧靠加勒比海，是通往拉丁美洲的门户。今天迈阿密成长为"中南美贸易金融之都"和"美洲的首都"。

迈阿密的今天，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卡斯特罗，可以说，没有卡斯特罗可能就没有迈阿密的今天。

说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一点都不夸张。古巴与美国最南端城市迈阿密，只隔着一条狭窄的佛罗里达海峡，哈瓦那离迈阿密也就100海里，差不多上海到杭州的距离。

在古巴革命前，哈瓦那已经是非常繁荣的加勒比城市。靠着来自美国的旅游收入，整个城市建设已有相当的规模。卡斯特罗上台后，誓言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古巴。大搞土地国有化、企业国有化、没收境内美资企业资产，最后导致古美断交。随着越来越多私产财产收归国有，古巴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开始纷纷出逃。于是大量的古巴人从哈瓦那逃到隔海之望的迈阿密，在迈阿密重新开始生活。

1980年，卡斯特罗决定给长期批评古巴限制移民外出政策的美国人一个教训。古巴政府忽然放开马里埃尔港口的控制，任由15万古巴人一次性偷渡到迈阿密，这批难民身无分文，有些还是罪犯、精神病患者和妓女。卡斯特罗放任这批人的偷渡，他把对岸的迈阿密当作了这些人渣的清理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卡斯特罗通过这次偷渡事件，清除了国内大量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

然而正是这15万罪犯与精神病患者竟创造了迈阿密后来的发展奇迹。迈阿密有个地方叫小哈瓦那，就是因此而来。西班牙语也成为继英语之后迈阿密的另一种国家通用语言。

除了古巴难民以外，1991年的海地政变又使得大量海地难民涌入这个地区。这次难民潮的结果是，迈阿密除了原有的西班牙语社区以外，又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小海地"的社区。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接纳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甚至1980年被卡斯特罗清理出来的那些囚犯、妓女和精神病患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任何地区的秩序。至于经济发展，就更不要奢谈了。迈阿密看来注定将成为美国为了保障难民人泉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实际结果呢，制度的优势在迈阿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明显。优越的制度使得人们在这里得到了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和充分的自由发展机会。那些逃到迈阿密的难民，在原来的国家，他们往往只能成为无能之辈和怜悯的对象，但在这里，在得到发展的机会以后，他们创造出了历史传奇。今天世界却看到了一个繁荣发达的现代超级大都市。

相比于拉丁美洲各国不稳的政治经济局势，迈阿密成为存放资金最安全的地点。因此，大量拉美资金涌入迈阿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企业家带着大笔资金来到迈阿密，将迈阿密布瑞肯大道变成遍布高耸入云金融大楼的"拉丁美洲华尔街"。

今天的迈阿密是全球第一大移民城市，65%的居民是拉美人。2009年迈阿密被瑞士联合银行评为美国最富裕城市和全球第五富裕城市。2008年，迈阿密因其良好的空气质量、大量的植被覆盖、清洁的饮用水、干净的街道和全市范围的垃圾回收计划而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干净的城市”。全球很多跨国公司的拉丁美洲总部都设在迈阿密：思科、微软、索尼、美孚、甲骨文、迪斯尼等等。迈阿密是除纽约之外的全美国际金融业务中心，有"中南美贸易金融之都"之称， 拥有100多家外国银行。整个迈阿密人口高达500多万，是全美第四大都市圈，享有“美洲的首都”美誉。

今天，这个风光旖旎、风情万种的城市，就像它那阳光灿烂、金色沙滩般百媚生辉，充满幻想。

这不正是对岸古巴求而不得、苦苦追寻的梦想吗？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流氓国家把人民当成负担，民主国家把人民当成财富。

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就这样被一帮罪犯、流氓、妓女、难民组成的群体，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大都市。

▋制度的奇迹

盗墓行规。

据说，盗墓一般要两个人，比如打一个洞，其中一人下去取珠宝玉器，另一人上面用绳子拉人上来，但一开始，经常发生了拉绳人见财起异抛弃下面同伙而去的事。于是演变为盗墓团伙以父子居多，但也发生了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行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上面拉绳子，就再没出现过把人落在墓坑的事。

分粥制度。

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喝。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能饱，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等粥吃到嘴里时都已经凉了。最后又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公平。结果，大家都变得心平气和，再无争执内斗。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产生不同的结果。

典型案例。

韩国与其北边的邻居，同种同源，一个已经从贫困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另一个从以前的相对富裕堕落成今日的一穷二白苦不堪言境地。霄壤之别，唯一不同的是完全相反的制度。

东西德，同宗同源，仅仅因为制度完全不同，东德逐渐落后于西德，两个社会的发展出现巨大落差。为阻止东德公民向西德迁徙，1961年东德政府人为建造了阻隔东德人民的柏林墙。然而，仍然不能完全阻断东德人民对西德的向往之心。在人类文明前进的巨大洪流中，1989年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沦为历史笑谈。

在论证制度的巨大作用时，经济学家最经常使用的例子是香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人口稠密、周边地区又遍布紧张局势和战乱的弹丸之地，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发达繁荣的城市，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种活生生的现实确实是制度能力的典型体现。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当然，位于撒哈拉沙漠深处的某地，即使有好的制度恐怕也难以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但即使是那样的地区，如果有了好的制度，也会比那些没有好制度的同类地区会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

所以，素质论、地域论等等，都不能成为某些顽固的理由，制度才是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