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9年，差点发生一件大事，却很值得后人深思。

当时，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处。太宗便命侯君集重加推勘。照理这都很在理，但真要这么做了，又会有什么后果?幸好魏征看出其中端倪，使劝谏道：房玄龄、王珪都是老臣，素以忠直为陛下信任，所考核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

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如果找到失当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

魏征着眼的是大局与后果而非具体是非。毕竞，贸然行之，首先就是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其次发现有一二个人失当，则等于把失当放大而掩其绝大部分得当，也是一种不公平。魏征接着分析权万纪的动机，说他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最后，太宗便放下此事不再过问。今天看来，太宗重加推勘有点矫枉过正，但完全不察也有失公平。对于今天的干部考核来说，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重新来过，有谁失当改之即可。

这一年，太宗还差点干了一件徇私情的事，还好又是魏征及时劝阻。当时，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上表陈情说自己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今天，居上位者为昔日故友网开一面，很合乎一般人的思维。也正因此魏征和太宗的一番话，更振聋发聩。

魏征说：秦王府的旧僚属居朝廷内外官职的很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事情的演绎往往就是这样，你为一人人偏袒，所有人都因此而倚仗，要想得善政从此就困难了。

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说的话也发人深省：“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于是赐帛打发他走了。

由此想起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把亲旧看得重，更把公与私分得清，这是所有居上位者应有的情怀。

不久，大唐房杜二贤即失其一，公元630年，杜如晦病重去世。太宗每次得到好物品，都会想起杜如晦，派人将物品赐给他的家人。时间长了，提到杜如晦，就会流下眼泪，对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太宗痛失贤才之情，可谓泪湿青史。

来源 |《历史大棋局——古代雄主用人评略》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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