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少有的较为英明的皇帝，这种英明除体现在他的纳谏上，还在于他对吏治的关注，较为清明的吏治也是贞观盛世的直接原因之一。《贞观政要》是唐朝吴兢所编著，着力总结唐太宗治国的经验，对后世，包括现在，都在很多地方有指导意义。今分录其“论贪鄙”一节，以资评观。
一、明珠弹雀喻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视之为珍宝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岂不可惜？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而见到金银钱帛便不惧怕法律的惩罚而立即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这些事中犯有一件，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
二、贪人不解爱财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非常大。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诗经》上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于是，他叫人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他自杀身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
三、常存敬畏之心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四、好义不好利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哪比得上得到一个有才德的人？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五、不义之财皆害命之饵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附：观文重在察心，若推究某事，则旧时的很多社会情况与现在不同。譬如开银矿一节，而今若知某地有一银矿，必开发而利民，当时则有着自古的惯例，即田亩可归民所有，而山泽之财皆属帝王之有，私人若取之或者非法或者征收很多税，当时官家征发百姓开银矿得到的钱财一般不用于民用，而是归皇帝，所以唐太宗不希望开银矿其实算是一项善举。
（来源：领导干部学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