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达茂明水玉人像，包括大玉人1件，长4.8厘米、宽2.8厘米、厚1.5厘米（图一）；小玉人3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厚0.5厘米（图二）；三联玉人1件，宽5厘米、高2.2厘米、厚0.5厘米（图三）,元代，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明吉乡明水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一）

1978年前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明吉乡明水墓进行发掘，这座墓葬属于汪古部墓葬。出土了精美玉人像5件，共7人，通体洁白。大玉人半圆雕，坐状，双手于胸前，各持一穗状物，背面有带箍状穿孔，用于穿皮带。小玉人半圆雕，站立状，双手于胸前持一带网格状三角形杯状物，背面有象鼻穿孔。三联玉人，跪状，双手均合于胸前，背面四角有象鼻穿孔。

这组玉人的造型体现了典型的元代玉人的特点，首先他的开脸十分象猴脸，它是用粗阔的阴刻线勾勒出眉、眼睛、鼻子和嘴，线线相连；其次，鼻子在靠近眼睛部位呈细狭状，形成了上细下宽的楔形状，鼻子头是凸起的，鼻梁低于鼻头，鼻翼不明显。在制作工艺上人物颈部用断刀法，使脖子呈深凹状，以便把头部托起。

蒙古族贵族多喜欢宝石类，对玉器则缺乏汉族那种深厚的感情，虽然元人利用宋代的制玉技术，从事制玉事宜，但是工艺技术改进不大，器物多具有时代特色，体现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特点。元代出土玉器较少，明水墓出土的这组玉器的雕琢技法及所表现人物的面部、衣饰特征均体现了元朝时期制玉的特点，但是比较原始，也体现了当时汪古部的制玉水平。

（图二）

这几件玉器本为一组带饰，却代表3个不同的等级，大的高度和宽度是其余人物的一倍，且衣饰华贵，手持穗状物以示权位，表明其身份是王或者其它首领一级的人物，面部表情平和，似在坐受其余人物的礼拜。3个独立小人站立，双手持杯状物，面部表情高傲，似在执酒庆贺，表明这3个人的身份为立有战功的将士或官吏。3个并联人物呈跪状，并联在一起表示被缚或人身不自由，面部表情低媚，喻示这3个人为地位地下的奴隶或者战俘。这组玉器生动形象的说明了当时汪古部的社会等级状况。7个人物代表了王、将军、奴隶3个社会等级，可以来表达当时贵贱、高低，这种写实的造型、装束以及大小不同，坐、立、跪姿不同来表现人物的身份贵贱，在内地传统玉器中所不见。

汪古部是金元时期及其之前活动于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

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定居于阴山地区。后此部同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关系密切,可能有部分沙陀人融合,辽金期间，又吸收了一些从西域内迁的回鹘人、亡辽的契丹人，以及邻近的汉人和西夏人。汪古部在唐、五代史书中也被认为是鞑靼“别部”。但汪古部的基本成分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容貌和习俗同蒙古族人有明显差别，故辽、金时称他们为白鞑靼。

（图三）

汪古部因在成吉思汗灭乃蛮部战争中的重大功绩，成为成吉思汗的姻亲之部。元朝建立之后，一部分随克烈、乃蛮人西迁到中亚，后逐渐融入哈萨克族。元亡，汪古部末代赵王汪古图降明，不少汪古部人迁至内地。残部迁徙于宁夏贺兰山一带，而后汇入诸土达之中，汪古部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据《马可·波罗游记》及其他元代史书记载，汪古部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是公元五世纪以后进入中国唐朝的。但是到了唐代晚期（公元845年），由于唐武宗灭佛，所有外国传来的宗教都受到打击，聂斯托利派也不例外。为了免遭迫害，聂斯托利派信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跑到北方草原地带，并在同属突厥语系的汪古、乃蛮、克烈等部族中扎了根。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水墓属于汪古部贵族墓，汪古部长世居于“黑水（今艾不盖河）之阳”之地，元世祖时在此一带建黑水新城，即德宁路。汪古部投下四路德宁、净州、集宁和砂井总管府治所，其中德宁路所在的鄂伦苏木古城兼为汪古部的统治中心。元朝在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以后，开始逐步限制汪古部的势力，将汪古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阴山以北一带，大体包括了今天的达茂旗、武川县、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察右后旗和商都县的全境，以及察右前旗、兴和县的北部地区。（李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