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道家思想》，岳麓书社出版。
犹记，在2017年夏天，我曾仅听闻讲座之名，便奔赴岳麓书院，听取了一场名曰《曾国藩读书方法论》的讲座。
在互动环节，有人发难道：“能不能给我讲讲曾国藩是如何从政以及带兵打仗的？”问题一经抛出，便闻掌声四起。由此看来，他可谓替广大听众发出了内心最强烈的呼声。是呀，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潇湘热土的金字招牌，毕竟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只是把曾国藩的行为看作是“明哲保身”了。作为听者的我们多么希望通过“阅读”曾国藩的从政以及治军事迹，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继而运用其来指导他们的现实生活。可惜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不过，讲演者张天杰博士提示有一本《曾国藩与道家思想》有所论述，此后我便对此书念念于心。
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便提出了“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伦理思想史命题。自此之后，它就成了世代儒家仕子一生为之努力的崇高目标。左丘明也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古往今来，得尝“立德”之愿的人很少，但得尝“立言”与“立功”之愿的人不可谓不多。并且，在这些人中，很多都免不了“白驹过隙，疏忽而已”的命运。人们在赞扬他们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不免也投去了感慨唏嘘之声。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便是如此。他生前极尽威望，死后几为鞭尸。他不可谓不爱国忠君，不可谓不鞠躬尽瘁，但是，何以声名不得长保呢？
捧读《曾国藩与道家思想》后，我有了答案。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目前对曾国藩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研究者们多偏重于分析儒学或理学对曾国藩的影响，即使从道家思想入手，也往往局限在为人处世的“明哲保身”意义之内，而没有致力发掘道家思想的经世价值，更少见阐述曾国藩与道家思想二者关系的专门论著。故而，《曾国藩与道家思想》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纵观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很多都是持儒家思想而走上仕途的。他们可以将儒家的入世思想发挥地淋漓尽致，从而得以“立言”“立功”，但是，他们也在位至极、功太高之后，迎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正如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老子也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天之道也。”
殊不知，中兴名臣曾国藩也怀抱“持盈保泰”的秘诀。曾氏从政之道、治军之道、处世之道、为文之道、以及养生之道等诸方面，均有“以儒补道，方得持盈保泰”的观点，他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因为花开便谢，月中便仄，家盛自然便也衰。何况他家已经到了“丰盈之际”所以，他说：“待他人之来盖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基于这种思想，他采取的自概之道便是“廉，谦，劳。”当一个国家已经到了积贫积弱之时，就不应该再去“求田问舍”；作为汉臣，率领一只私人武装，最易招来朝廷猜忌，诚如此，便应处处谦虚谨慎，处处功成不居，处处自损己利，处处尽职尽责。最终终于实现了他的“三不朽”的目标，从而成为备受后人景仰的青史人物。
我们先回顾曾国藩的从政之道。
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的曾国藩，能够成为清末汉族文官第一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并且安老于任上，后代长享其荣，更让后人津津乐道并深怀向往之情。这虽然少不了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然与他深刻地理解并熟练地运用道家思想的以道补儒的做法应当有更大的联系。他习经世之学，谙中庸之理，凡事皆扣两端，不偏于一，也注重无为而治，强调自然守朴，崇简抑奢，顺时而变。他大量吸收了黄老道家无为在宥的政治思想，采用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的策略与高层、同僚以及下属士民进行交往，从而为自己的“三不朽”的理想铺平了道路。
其实，他并非是在从政伊始便是如此。在咸丰八年复出之前，他也有棱有角，也雷厉风行，也想以自己可照汗青的忠诚迅速改变官场作风，依靠正人君子形象树立正气，挽救世道人心，恢复理想的社会和秩序。结果是无人理解，处处碰壁，终使自己因丁父之忧而卷铺盖回家，而没有像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一般被“夺情不允”。
丁忧的一年多，他对自己的以往作了深刻的反省，觉得自己“无一事不惭愧，无一事不褊浅”。先前那种力挽狂澜的心态也变成了“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非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公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如弟之碌碌乎？”因此，自其复出之后，他便一反此前不愿意与他认为文墨不通之人写信的常态，以十分谦恭的语气，亲自给有关的官员、将领、乡绅写信，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或诱之以功名，把大官、小官、贪官、清官全都笼络过来。他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自己与周围官场环境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他继续改变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和其光，同其尘”，“虚与委蛇，绝去町畦”，“以无有入有间”地去游刃于现实。此外，他也深谙“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所以，“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与他人，任劳则引为己责”。这种处世方式不免引来刚正的左宗棠一类人员的不齿以致攻击，但是，他却凭藉此而组建起了一支至今犹为称颂的地方武装——湘军，并藉此暂时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廷，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他的“功”由此便立起来了。
我们再看曾公治军之道。
“道家思想能与军事有关系？”相信这是不少读者的疑惑。确实，我们都知道道家重在理身理国，视身国一体：“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但是，中国历来就讲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道家也不免要论兵、言兵。唐朝王真就有言曰：“（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言兵也”。因此，老子被奉为百世兵家之师。近代章太炎也认为：“（老聃）曰《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虽然老子也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但是，当天下无道之时，用兵便是必须的了。正如《吕氏春秋》云：“复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伐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大焉。”所以，除了采薇之徒会拦马而谏之外，八百诸侯都会齐聚于武王麾下，以征商纣，以伐一夫，从而换来百余年为后世儒家大力称道的“文武成康之治”。
曾国藩本也是不言兵的。在43岁之前，他只潜心于科举理学，醉心于古文诗赋，没有关注兵家谋略。直到回向办理团练后，才留心于治军之道。就连他自己都感叹道：“行军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作而余太直。”但是，他又一度被称为“曾剃头”。为此，他辩解道：“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鸷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并且，慢慢地以道补儒的方式把行军变成了他的所长。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曾公最开始认为“兵果不祥之器”，“兵者，阴事”，但是，在一度被倡导为“正义之师”的太平天国军队的横扫下，他便认识到兵可“除暴安良”；并且，在太平军烜赫一时之季，他又认识到“哀兵必胜”和“以静治军”。这些都是他对道家战争观的吸收，对自己思想的丰富。
有了这样的思想，曾国藩便将之运用到战略战术之中去了。比如，他倡导“守柔曰强，弱中取胜”。亲自编写的《陆军得胜歌》中写到：“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这便是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思想的运用。他也提倡“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所以，他在行军中便以“稳静”二字为主张，“结硬寨，打呆战”，以“呆若木鸡”的战术来让敌人不战而屈。一度入其幕府的王闿运便说曾国藩是“一惧教士，以慎行军”。他还倡导“奇正互用，雕剿游击”。这便是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思想的灵活运用。他自己说道：“雕剿者，如鸷鸟之击物，破空而来，倏忽而去，无论有获无获，皆立即飏去。用兵者师其意，探明贼之所在，前往狙击一次，无论或胜或否，皆立即收队，迅回老营。”伟人毛泽东自求学时代便钦佩曾国藩“积顽之后镇以猛”，其后来鼎鼎有名的“游击战”与曾氏这一策略当有密切联系。
可以说，张居正一类的荣、富止于其身的人，没有很好地把道家的“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等思想，以及“廉，谦，劳”等处世之法内化于心，所以“如白驹过隙，疏忽而已”。而曾国藩生前能自保，后世家族人才辈出，也归功于道家“无为”“自概”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