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文化探索之旅——随洛庄汉墓发掘领队崔大庸教授参观学习洛庄汉墓遗址

作者与崔大庸教授在洛庄汉墓遗址

（崔大庸，山西省汾西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山东省委副主委、济南市委主委，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研究馆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日，有幸与当年主持洛庄汉墓考古工作的崔大庸教授一起，一起去了解那个最真实的考古发现纪实，去了解那一代田野考古人极其艰难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下对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与无私。

"洛庄汉墓”遗址公园位于山东省济南章丘市枣园街道办事处洛庄村西约1公里处，汉墓自1999年6月开始发掘至今共发现33座陪葬坑，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000多件，特别是19件编钟、107件编磬和三辆大型马车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被列为“我国200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洛庄汉墓遗址公园

“初露真容”

几十年前,这里曾是一座方圆数百米、高约20米的山丘状黄土堆，附近村民经常过来取土,不时有文物零星被发现。直至1999年6月，封土只剩下不到4米,因附近修路有挖掘机过来取土,一铲下去掘出大量青铜器,一座惊世大墓终于露出冰山一角。崔大庸教授闻讯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考察，并经章丘市博物馆迅速对其进行紧急清理并上报，1999年7月，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进一步清理，将其称之为“洛庄汉墓”。对这一发现，盗墓分子闻风而动并试图进行盗掘。为了使洛庄汉墓免遭进一步的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当时率先发现并前往考察保护的山东大学考古学副教授崔大庸为领队，以山东大学考古系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0年3月进驻洛庄汉墓工地，实施了对洛庄汉墓的全面调查和勘探，确认了洛庄汉墓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并基本探明了其主墓室结构和形制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竖穴木椁墓，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墓室外围遗迹的抢救性发掘，经过近一年的发掘，环绕墓室发现并发掘陪葬坑和祭祀坑32座，从陪葬坑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文物，其中不乏文物精品和珍品，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由于当年国家对出土文文物保护技术的限制，国家文物局未批准对主墓室的进一步发掘工作，要求在主墓室原址上方建立起一座大型开放式大厅对主墓室进行保护，待以后条件允许，再继续进行发掘工作。虽然主墓室未进行发掘，但其陪葬坑出土的文物已经十分震撼整个考古界，被评为200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由于墓葬主室未进行发掘，墓主人究竟是谁?这个在发掘之初就困扰大家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个谜，吸引着诸多历史与考古研究学者。

（小故事：崔大庸教授常说，文物考古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比较艰苦的，工作场和实验室基本都在野外，所以考古工作者一定要能耐得住清苦，风餐露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考古人提倡艰苦朴素，是工作实际决定的，不仅要能耐艰苦，而且要享受艰苦，才会有真正感到乐趣。其次考古工作者还要经得起各种利益及金钱的诱惑，我们经常会发掘出稀世珍宝，一有杂念就会产生邪念腐化堕落，《君子慎独》在考古学上有特殊的涵义和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清廉自持，一定要忠实于我们理想信念，坚持我们神圣的事业，以一种超然高尚的乐道精神和光荣的使命感，抵御邪恶势力和金钱的诱惑。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下，这一点对我们特别重要。听到考古所前辈对事业的尊重及工作态度的严格要求，及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赞誉和遵守。 ）

崔大庸教授清理洛庄汉墓出土文物

洛庄汉墓主墓室面积东西长37米,南北宽35米,总面积达1295平方米；东墓道长近100米,西墓道长约45米,整个墓葬总长约180米,深度估计在20米。从宏大的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的特点看,此墓葬属诸侯王一级无疑,是目前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土坑竖穴墓中最大的一座,其中共有37个陪葬坑和祭祀坑,也是所有迄今发现的40余座汉诸侯王墓中最多的一个。崔大庸教授介绍,洛庄汉墓与其他诸侯王墓相比,有两个方面特色,一是面积较大,二是陪葬坑分层埋葬且数量较多。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陪葬坑、祭祀坑分三层埋葬，从洛庄汉墓的沙盘模型看,整体形制清晰分为三个层面,由外而内阶梯状向下延深,整体布局形似漏斗状。最底层是主墓室和陪葬坑,开口于汉代地表,为同一时间最早修建。上面两层为祭祀坑,是后人祭祀墓主人时后来建成。祭祀时,主墓室和陪葬坑已有封土,祭祀活动在上方夯土层中重新开掘,埋入祭祀物品,因此形成层层叠上的布局。

（小故事：据崔大庸教授讲，当时在对墓葬周围进行科学发掘时，在主墓室上方清晰可见17个盗洞,布满主墓室上方，盗洞方向指向墓室中央,密如筛子一般，所以崔大庸教授认为主墓室被盗是肯定的，只是被盗程度不好估计，但由于主墓室未被发掘，如今内部境况如何,难下定论。按照最近轰动海内外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来看，如果洛庄汉墓主室被盗掘程度不严重，那陪葬文物的数量与质量应该不在其之下，并有可能出现金缕玉衣，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主墓室的发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震撼。）

在发掘过程中,崔大庸教授根据墓葬和文物形制特点,初步判定墓主为西汉前期某个诸侯王。并在发掘工作进行到仓储类陪葬坑时,出土一批印有篆书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丞三种文字封泥（封泥正方形,边长2.1厘米,字迹工整清晰），正是这个“吕”字的出现，将墓葬埋葬时间压缩在此处西汉时期存在8年的吕国时间内（即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一个吕字的出现霎时将埋葬时间压缩定格在8年之内，能够符合条件的诸侯王只有两位,吕王吕台(死于公元前186年)和齐王刘肥(死于公元前189年)。

吕刘之争

此次出土的洛庄汉墓的陪葬品中,有32件封泥有吕字样,也有60多件青铜器铭文显示齐字样。无论墓主人是谁,刘吕两家的物品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都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两者的同时出现,使得原本复杂的刘吕之争,更显扑朔迷离起来。

历史上,刘肥是刘邦长子,因不是嫡出,不能即皇帝位,被封到齐国当诸侯王。刘邦死后,吕后的亲儿子惠帝当了皇帝。据史书记载,惠帝比较善良儒弱,迫于吕氏淫威,只好整天纵情酒色不问政事,朝中大权实际上是吕后把持。史籍还记载:齐王刘肥有一次进宫与惠帝一起宴饮,因刘肥年长,惠帝置齐王上座,如家人礼,吕后大怒,认为刘肥触犯皇威,想以此为借口将其用毒酒毒死,端出两杯毒酒让刘肥喝下去。恰巧惠帝坚持要求与刘肥一起喝,吕后见状赶忙把酒撤掉,刘肥这才得免一死。为了保全自己,刘肥不得已献出齐国城阳郡给吕后的女儿。后来刘肥死后,吕后又迫使齐国将济南郡划割给吕台。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齐国始终受制于吕氏淫威,双方始终是冤家对头。

如果墓主是刘肥,仓储类陪葬坑中32枚吕字封泥,只能解释为吕国进贡给齐王的祭品,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但是按照历史记载,齐王与吕氏既是生死冤家,吕氏家族又处于极盛时期,却送给齐王如此丰厚的祭品,难以合乎情理,这一时期的刘吕关系,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或许要重新认识。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大将军灌婴、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联合刘氏共同诛灭诸吕,《汉书》记载此时齐国趁机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也就是这一年,吕氏家族彻底被消灭,原先属于齐国的城阳郡和后来划给吕台的济南郡,重新又归属了齐国。如果墓主是吕台,墓中60多件齐国青铜器比较容易解释。或许是济南郡划割为吕国后,这片地域的青铜器物也就一起分给了吕台,也有可能是齐王迫于吕氏的淫威进献给吕国的。但是,在兴刘灭吕的过程中,不少吕氏家产和墓葬被毁,如果洛庄汉墓是吕台墓,陪葬坑丝毫未被毁坏,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墓主身世之谜

崔大庸教授在《洛庄汉墓陪葬坑出土封泥及墓主初考》一文中,论述并判断墓主应第一任吕姓诸侯王吕台。

据《史记》、《汉书》中记载,汉代被分封的吕国,只有吕后执掌实权时的一个。吕后以济南郡置,封吕台,都东平陵,辖济南郡。相当于《地高后元年(前187年理志》济南郡和泰山郡博县以东之地,即今山东淄博、商河以南地区。《汉书・高五王传》:“齐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元年,以其兄子邮(今陕西富县)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高后七年(前181年),改吕国济川,又以梁国为吕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国废,改为梁国。由上可知,吕国在东平陵城为都前后满算只有7年的时间,而吕国存在时间仅有8年。这8年中先后共有4位国王,其中吕台为第一位。吕台是吕后长兄周吕侯吕泽之子。嗣父爵位为周吕侯,高祖九年(前198年)更封为郦侯(与前鄘侯并存二说),高后元年晋封为吕王。二年卒,谥肃。第二位国王为吕嘉,吕台之子,嗣父爵为吕王。六年(一作“三年”),因骄恣被吕后废。吕后卒,坐吕氏事被诛。第三位为吕产,他为吕后长兄周吕侯吕泽次子。惠帝元年(前194年)封汶侯。高后六年(前182年)十ー月,立为吕王。七年,改封梁国,不就国,为惠帝太傅。高后卒,他为相国,吕后次兄之子吕禄为上将军欲为乱,为大臣所诛,诸吕遂灭。第四位吕王名吕大,属吕氏族人,高后七年(前181年)封吕王。次年,因吕氏事被诛。

由上可知，济南郡曾被封为吕国是无疑问的。吕国先后共有四王,其中只有前两位都于都城东平陵,后两位一不就国,一不久被诛；而前两王中的吕嘉先是“坐骄废”,后又在灭吕中被杀,显然 除吕台外,另外三位国王都因罪被诛杀,按照当时埋葬制度不会被厚葬。而吕台死于前186年,正值吕后掌权鼎盛时期,又是吕姓第一个诸侯王,死后隆重下葬,墓葬规模巨大,正可以显示其势力，墓主是吕台也就合情合理了。因此,洛庄汉墓只能属吕台了。

崔大庸教授最后说到，考古必须要追求真实性，主墓室尚未发掘,一切都只是推测,真正确定墓主人只能等到主墓室发掘,发现墓主人的印章才可以最后确定。假如前面提到如果墓室被盗程度严重，印信等可以说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没有找到,那墓主身份以及笼罩在上面的一切疑云,或许永远都无法解开了。

崔大庸教授为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讲解洛庄汉墓出土文物

“撼世奢靡，声色犬马”

洛庄汉墓出土3000余件文物,分别存放于山东省博物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及遗址公园三处存放，现大多数珍品都陈列在章丘市博物馆“洛庄汉墓”专题展厅中，观之令人不禁感慨2000余年前王公贵族生活之奢靡。

其中一件做工精美绝伦,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的鎏金“当卢”,长约10厘米,宽约4至5厘米,上方呈半圆形,下部为锥形,中间是一匹腾飞的镂空马首龙身图案，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件当卢出土于9号犬马陪葬坑,这个坑共发现了7匹马和10条大狗,均佩戴着豪华贵重的饰品。其中,仅纯金马饰就出土40件,总重量达600余克,十只狗身上都装饰有铜环和项圈。古代贵族出行狩猎有马和犬同行的习惯,这应该是墓主人狩猎时所带的犬马。

洛庄汉墓出土铜鎏金“当卢”

在沿东西墓道与犬马陪葬坑相对称的方向,是车马陪葬坑,里面共出土了三辆马车,每车均架驷马。车马具绝大多数为鎏金铜器,总数量达1500余件。三辆实用豪华马车一字排开,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的盛大阵仗。排在最前面为立车,形制稍小,出行时此车在最前面,车里站着持有武器的武士,属于引导、开道车。中间一辆叫安车,分为前后室,前室赶车,后室坐人。最后一辆车形制最大,也分前后室,但是后室长达两米多,人在里面坐和躺都没问题。 同时,在外围祭祀坑内,也发现了几匹殉马。但是大部分马匹都是简单挖几个坑埋葬了事,有一匹马却受到隆重礼遇,挖了既深又很规整的长方形坑,顶上还加了横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至今不得而知。

洛庄汉墓出土青铜编钟一组

洛庄汉墓出土青铜甬钟

除了犬马相伴,墓主人生前还是个音乐发烧友。据崔大庸教授回忆,当时乐器坑内堆积了满满一整坑乐器,有编钟、编磬、木瑟、悬鼓、建鼓、小鼓、于、钲、铃共计140余件,其中编钟在所有汉代编钟中保存最好、音质最好。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先生将其誉为西汉第一编钟。这些乐器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队,需要十几人甚至数十人共同演奏,展示了王侯宫廷乐队演奏的宏大场面。

最能体现墓主奢靡、繁缛生活的当属铜器坑和饮食仓储坑。坑内鼎、盆、勺、瓯、釜等各式器物百余件,其中还有一件烧烤用的铁炉,标志着2300年前济南人就已经开始吃烧烤了。此外,还有成吨的粮食、成箱不同种类的鱼、成包的肉块、飞禽甚至一箱鸡蛋都可以从中一窥上层贵族饮食起居的繁缛与奢侈。

结 语：

考古发现表明，西汉时期诸侯王墓在结构上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凿山为洞、因山为藏的崖洞墓，如著名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第二种是在山坡或平地上深挖竖穴墓坑、坑内构筑木椁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如北京大葆台广阳王“黄肠题凑”木椁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木椁墓等；第三种是在山坡上开挖墓坑并用石头构筑墓室的竖穴石室墓，如广州南越王墓等。洛庄汉墓虽然墓室内部的棺椁结构尚不得而知，但就墓室结构而言，显然属于上述第二种。

洛庄汉墓不仅年代早，更重要的是墓葬的全面勘探和陪葬坑的发掘，完整地揭示了其墓葬结构，这在汉代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这些祭祀坑平面呈“凸”字形或长方形，规模小于陪葬坑，分类埋葬有水牛、马匹、各种小型泥俑和木俑、陶器、漆器、兽骨等。它们与陪葬坑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与墓室同时挖建的，而是在墓葬的填埋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坑内的埋葬物多为马、牛及小型俑类等非实用品，显示出它们具有祭祀的性质。这些祭祀坑的发现说明，西汉王陵在埋葬过程中多次举行复杂的礼仪活动。另外，洛庄汉墓东墓道南北两侧发现的经过处理的柱洞遗迹，也是汉代帝王陵墓考古中首次发现的重要现象。发掘者根据柱洞遗迹的地层关系和处理情形推测，在陵墓修建或入葬时，为举行某种仪式而在主墓道两侧修建有木构建筑物，埋葬完毕将这些建筑物拆除并对柱洞进行填埋加固处理。洛庄汉墓祭祀坑和建筑物遗迹的发现，不仅为西汉诸侯王的埋葬制度和埋葬过程及其礼仪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而且为汉代考古提出了新的重要的课题。

（后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艺术瑰宝玲琅。作为从事文物艺术品工作的专业人士，让我们用理论去引导实践，实践去践行理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一颗炙热的心去了解、学习、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做一颗燎原的星火......）

文图/李涛 编辑/董应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