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体，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从数人十数人的小家庭发展到几百几千上万的部落，最终形成国家。国家的出现就会伴随着赋税的产生。那么为什么会要有赋税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出现，就会出现剩余产品，这些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被私人占有，就会出现贫富差距，从而产生阶级，产生了阶级就会有阶级矛盾，这个阶级矛盾就需要一直有力的组织力量去调节整合，这就是国家。 而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一定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就是赋税。

古代对于军事、战争的征用为“赋”，与后代的田赋是两回事。“赋”由“贝”、“武”两字组成。“贝”字代表货币，古代曾以贝壳代替货币。“武”字词典解释，关于军事、投击为“武”。史料介绍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常遭不测事件，发生不安定、不安全等事故，人们在向国家纳“赋（贝）”后，国家组成武力，保卫、保护人民的安定、安全，使之安居乐业。“税”由“禾”、“兑”两字组成，“禾”者为农产品，古代实物税赋主要为从土地收获的谷物。“兑”者兑换也，即交换之意。人民将生产的谷物交纳给国家，换取国家保护人民的生产、生活平安。

税收的发展

中国赋税制度成型很早，并且税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夏：税收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夏朝的土贡又称“九贡”，是我国最早的税收形式。《夏书》中有“职听讼，收赋税”的“啬夫”，现存的《尚书·禹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税法。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 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按其收获量的十分之一纳贡。

商：商代仍沿袭夏的贡制，有“殷人七十而助”之说，即每家耕种七十亩私田，还有公田七十亩，由八家共同耕种，此为“助”，即“助耕”， 税率约为十分之一。

周：西周实行井田制，推行“彻法”。所谓“周人百亩而彻”，就是九百亩井田，将其中一百亩公田的收获上缴国家。周代还实行“贡法”， 分“万民之贡”和“邦国之贡”，是各国诸侯和平民，定期向周天子献纳物品的制度。此外还有“九赋”，包括关税、市税和各种资源开发税、物产税等。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多少收税，这是古代田赋制度的重大变化，它是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

初，即开始的意思，税亩，指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原来"井田制"，是九百亩中取一百亩，而"初税亩"之后，公田之外再收十分之一的税，也就变成了约十分之二。

秦：秦汉时期，税收制度较为规范和完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已往的赋税制度。 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秦田律规定"顷入刍三石，二石"，即每顷土地应向国家缴纳饲草三石，禾秆二石。在秦律中已有《田律》、《关市律》、《金布律》等。秦统一后，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即以“治粟内使”和“少府”分别管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后期由于秦朝横征暴敛，“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制二十倍于古”，导致秦朝迅速覆灭。

汉：汉代承袭和发展了秦制，重农抑商，汉高祖《贱商令》要求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在重农方面，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将税收纳入“上计制度”进行管理，并对某些税种设立专管官员，如盐官和铁官等。

隋唐：从隋文帝至唐开元年间，社会经济呈现蒸蒸日上之势，隋文帝在全国推行均田制，使农田得到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史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唐初规定了均田制实行办法，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同时推行租庸调制，租：每个受田丁每年向国家纳租粟二石。庸：每丁每年为官府无偿服役20天，不股役者可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纳绢3尺。调：随乡土所产，每丁一年纳绫（或绢）2丈，绵3两，纳布者则为2.5丈，另输麻3斤。租庸调制必须在均田制实行的基础上，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中后期许多男丁没有授田却要交租庸，不得不逃跑躲避。

唐朝中后期，宰相杨炎主持制定“两税法”，取消了租庸调法按人丁为依据征收赋役的作法，改为以户为单位，按土地、财产多少分别征收地税和户税两项，开辟了税收“以资产为宗”的新阶段，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中后期，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开始对盐、茶、酒征税，同时沿袭前朝旧制，继续征收商税和关税。

宋：宋代沿袭唐两税法，田赋每亩在一斗上下。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规定各地政府每年夏收和秋收前，分两次向农户放贷，年息二分，谷熟之后归还贷款。同时，对豪强大户，也“强与之使出息”。募役法（由政府雇人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 政府不仅从青苗法的推行中获得大量的利息收入，还避免了贫民下户受高利贷的盘剥。宋代的赋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田赋夏、秋二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日趋减少，矿、盐、茶、工商税收类和专卖等税的收入比例日益增大，并渐趋占主要地位。宋初颁布《商税则例》，规定了应税物的名目和住税百分之二十、过税百分之三十的税率。

元：元代南北税制不同，税赋不一，素有“南重于粮，北重于役”之说。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元代税收因地、因户而异，允许大户包税，重视商业，商人可享受减免税或包税等优惠。元代税收货币化比例加大，自宋出现“交子”以来，赋税征收钞币愈来愈多，日趋普遍。

明：明代工商业高度发展，在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的变化，使税收制度也产生了变化，除江南等产米区继续缴纳实物以外，其余地区缴纳税粮的大都变为缴纳税银，实物税被货币税逐步代替，从而货币税完全通行到田赋、差役、工商税等各方面。另外，明代工矿、商税和专卖收入在税收总额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扩大财政收入，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颁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为：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征收，并折收银两；赋役由“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淸：清康雍年间强化推行“摊丁入地”，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重大的赋役税收制度改革，将沿用两千余年之久的田亩、人丁分别课役的制度合二为一，最终使地丁合征。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了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使得丁税的数量成为定额，新增加的人口不必再负担丁税。至雍正年间开始，则正式将丁税废除，将康熙末年已经固定的丁银数目，分摊入田赋，使得没有田产的人可以不纳赋税。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彻底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既相对平均了赋役负担，又减轻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