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日本当局对清廷内部军事、政治及民情等状况的调查，已相当细致，对其战力有相当客观的评估。清廷对日军战力的了解，则可谓一塌糊涂，充满了“日吓尿”、“清必赢”的盲目自信。

细致的《征讨清国策案》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国大陆，从事谍报侦查。明治二十年(1887)，小川又次向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该《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端和具体实力，有很准确的判断。

《策案》开篇谓，“敦厚信义、避免干戈”这类见解很荒谬，现今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希望日本当局能够“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对清国）加以攻击。”

对清廷的陆军实力，《策案》的评估是：“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十万人。蒙古兵大约十万人。勇兵大约三十万人。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

其中，防勇、练军四十万人，战斗力较强，但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部队“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这种非驴非马的训练模式，徒增混乱。将领方面的素质也不乐观，“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谋。”

再如，部队分布于各省，而清廷交通建设非常落后，“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余下的七十七万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在小川又次看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薪饷本极有限，“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已到了“不从事贱业，则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养活，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

小川又次还提到，中法战争后，因见地方勇兵坐大，清廷为维护其满人统治，曾命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小 川认为，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清廷的军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

对清廷的海军实力，《策案》的评估是：近年虽有进步，且时常“唤起世人瞩目”，但“就其真正实力而论”，不过“虚势眩惑”。

这个结论，是对比了中、日两国海军的硬件与软件之后作出的。

关于硬件，小川又次的总结是：“清国海军数十只军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军舰之威力，与本邦军舰威力相比，虽然北洋之五只军舰与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南洋之四只军舰与我比睿、海门、天城、盘程四舰相同。”

他认为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差距，主要存在于软件层面。

比如，清廷海军始终未能培养出自己的人才：“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故仰赖洋人甚多。

再如，清廷海军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号令不一，关键时刻也无法一致对外：“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

对清廷的整体军事实力，《策案》的总结是：“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

换言之，清廷的军事力量，在硬件（布设铁路）与软件（义务兵役）两个层面，皆尚未能实现近代化。

《策案》还注意到，这种“未近代化”的弊病，遍布清廷的方方面面。比如财政，“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圆有余。……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政困难可想而知。”

当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国家必备的立国精神。《策案》称：“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忠君”一节，乃是日人“天皇”体制下的自诩之辞，与近代化并无关系，小川又次对此也明白：“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爱国精神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亦可以奋然于此”，可惜的是，“今日清国之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不知爱国为何物”。

上述评估，并非小川又次的泛泛而谈，是基于相当细致的调查。《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练军的具体兵力数据表，显示其调查具体到了清廷的每一省份，最终总计得出431400人的兵力总数。这是一份清廷自己也未曾掌握的军力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征讨清国策案》，不过是日军发动甲午战争前诸多调查报告与建策方案中，较突出的一份而已。这份《策案》出炉于甲午战争之前七年，却仍能与甲午年清廷的状况大体契合，亦可见清廷的止步不前。

清廷内部的荒唐自信

当日清廷最高决策层，可大致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乃垂帘已久的慈禧太后与亲政日浅的光绪皇帝；其次者，乃帝党、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是举足轻重的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

上述诸人中，对日本情状了解最深者，莫过于李鸿章。

早在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鸿章即注意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学，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②

李还曾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1870年，他以“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为理由，建议清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正是出于这种考量。③但李的建议，既在清廷内部遭到批评，也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所主张的“平等待之”，在日人看来却是一种耻辱。

此番风波后，李即密切留意日本的动态。但他并无可靠的情报来源，只得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其子李经方也不例外。

1891年，李经方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在给总理衙门的反馈中，李经方写道：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④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

总体而言，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尚算客观。甲午前夕，其奏折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

这些描述，大致是符合事实的。

不过，李鸿章在甲午年迟迟不愿对日言战，就现有材料观之，非在于其对日军战力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其对北洋海军的实情洞悉极深，如其末年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⑤

相较李鸿章，清廷其余高层之人，对日本的了解，就只剩下“日吓尿”、“清必赢”的盲目自信了。

比如，身为帝师及清流领袖的翁同龢，对日本素无研究，他身边的清流人物余联沅，曾上奏献策，认为日本军力薄弱，建议清廷派遣海军直取东京。

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里声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

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信心更足：“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

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也认为日本只有一些破木船，完全不是大清铁甲的对手：“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⑥

及至开战，以上种种关于日本军事实力的描述，均被证明是胡说八道。

清流阵营如此。素有老成谋国之誉的疆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身为湘军领袖，刘坤一初时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淮军之事，袖手旁观，且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身为两江总督，却对江苏沿海一带的防务却迟迟未作规划。

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乃海权国家，中国乃陆权国家，彼此不存在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共同对付俄国。战事爆发后，张也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就可使以迫使日本屈服。他对日军的战略和战力，可谓毫无了解。⑦

刘、张二人尚且如此，其余疆臣可想而知。

至于光绪与慈禧，前者见识浅陋，唯深受翁同龢影响，亟欲借对日战争巩固自身地位；后者秉政虽久，但对国际局势知之甚少，正汲汲于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且认为兵凶不详，既不愿帝党因战事胜利而崛起，也不愿因战事波及个人寿典，故立场始终模棱两可。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清廷甲午之败，不亦宜乎。

图：西方国家报刊所绘制之“慈禧与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