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只能业余创作，叶兆言觉得自己有幸能够全力投入写作。
▲《刻骨铭心》书封。
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只能业余创作，叶兆言觉得自己有幸能够全力投入写作。
▲《刻骨铭心》书封。
本报记者路艳霞
“我最大的幸运其实是很喜欢写，而且一直沉溺在写作中。”作家叶兆言已步入花甲之年，他说只要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要是不写点什么，就什么都不好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近日面世，这是他坚持几十年写作的又一次收获。但他恳切地说：“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
谈新作
人物家国情怀“刻骨铭心”
谈及新作，叶兆言表示，《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写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上，各种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主人公绍彭更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
这部小说初稿2017年首发于《钟山》杂志，此后叶兆言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这里面的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没有写。”叶兆言透露，直到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这几个字，他突然意识到似乎找到了一根绳子可以把那些散落的珠子穿起来，而那些故事正是“珠子”。
新作也包含了叶兆言的不少新尝试。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冗长的开头，写了两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孩的故事，说的是人类有可能面临无性的痛苦；第二个故事讲一个人突然失去语言、无法表达的痛，看起来和后面的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叶兆言揭秘道，他特别喜欢契诃夫的《海鸥》，该作有一个很仓促的结尾。“所以我写这本书时，就想写个冗长的开头，还特意选择了一个仓促的结尾，这是一种技巧，也是在向《海鸥》致敬。”
小说中有尝试，更离不开多年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在南京大学读中文系，“当时南京大学的风气是，至少三年你别写，就是老老实实地读。”那几年，他整天泡在图书馆，也熟悉了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就像《刻骨铭心》中写到的一些广告细节，就是其当年看老报纸登载的广告，觉得十分有趣，随手抄下来的。
谈创作
自己为人谨慎为文放荡
在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看来，叶兆言不属于能快速圈粉的那类作家，属于要慢慢品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贺绍俊也发觉，叶兆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从不跟着某种潮流、某种力量走，而不少作家确实是随潮流、跟市场或借海外汉学家而走红的。
叶兆言如此回应道，“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属于某一个流派其实是很糟糕的，写作者应该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单数。”事实上，他一直在要求自己，不要以“你们、我们、他们”等团伙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你、我、他”的个人形象出现。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兆言以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系列一鸣惊人。谈及旧作，他说，《枣树的故事》不断被退稿，自己也不断修改，于是就有很多风格杂糅其中。他还揭秘道，自己在写”夜泊秦淮”系列时，其实有反讽和调侃意图，“我当年是现代文学研究生，看了很多过去时代的小说，看出很多毛病，所以想戏仿、‘调戏’一下那些写作。”叶兆言坦言，他写历史小说之时，正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大行其道之时，他于是想写和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不一样的东西，“别人要寻根的话，我还不如把‘根’拿出来，嘲笑一番。”
叶兆言认同周作人对“为人为文”的观点，一是为人放荡而为文拘谨，二是为人谨慎但为文放荡，三是为人为文都放荡。叶兆言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类，他喜欢放开了写，想写历史就写历史，想写现实就写现实，从不担心写坏掉了。但是“为文放荡”，也让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变得尴尬起来，什么流派都会参与其中，“谈到先锋派会谈到我，谈到新写实主义会提我，谈到新历史主义还会提到我。”
谈南京
透过南京这扇窗看中国史
南京近现代的百年历史，是叶兆言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他自己也承认，起码有一半的小说写到了南京。有人于是评价，他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市，而叶兆言表示，他想跳出本土、跳出南京，但其实很难。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叶兆言写过一本“南京人”系列。书中他曾提出一个观点，被很多人不断地引用。“我说，北京人爱做官，上海人爱赚钱，南京人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做学问。”在书里，他还煞有介事地说这句话是引用自一位民国老先生。但叶兆言透露，其实并没有这号人，“我觉得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编的这个故事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希望，希望南京人能够这样，更希望中国人都能这样。”
正在写作中的《南京传》长达20多万字，叶兆言解释，他写“南京人”系列时就有过念头，“能不能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把中国的历史说一遍？”他坦言，这次是从各个不同时期的南京来看中国历史，目前这部作品开始收尾。
“我整个人命很贱，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叶兆言说，写完《南京传》，他还会把停滞了许久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写作，再延续下去。“我祖父（叶圣陶）和我父亲（叶至诚）都热爱写作，但是他们都是业余作家，一生中只能拿出百分之几的精力来写作。”他感慨，和他们相比，自己可以全力以赴地写作，95%以上的精力都用在写作上了。“那我为什么不惜福？一个作家特别脆弱，政治、经济、健康、名利等等原因都会影响写作，在过去一百年中，能让一个作家安安心心坐在桌子前写作的时间，太少了。”他认为，既然自己获得了写作的机会，就应该认真地写，“住更大的房子，配两个女秘书，都解决不了写作的问题，作品写不好，就是自己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