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淘书公社买了本《我的朋友鲁迅》，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里面记载了作者（日.内山完造）从1927年与鲁迅结识于上海内山书店，一直到1936年10月长达十年的友谊，字里行间透出的情谊朴实、真挚、感人，不由联想起93年前鲁迅先生的西安之行，于是就循着先生走过的地方探寻。
后来看到西安古旧书店匾额上先生的题字，问了后得知是集鲁体而成，遂想起易俗社的“古调独弹”就去了那里。老剧场虽然常年关门，但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匆匆转了一圈，脑子逐渐清晰起来。
1924年7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暑期学校”之邀前来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授课之余，鲁迅与友人游览了西安郊区的古迹风景，往闹市购买碑帖古物，至易俗社观看秦腔演出，对此行，鲁迅日记有较完整的记载，同行者蒋廷黻、孙伏园等也都撰文叙说，这是鲁迅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
作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西安之行被铺排的非常恰当，一行十余人，自7月7日乘车南下，一路舟车劳顿，于14日下午抵达西安。当晚，就约同行的孙伏园等上街观光，即“阅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墙上书写不少劝人为善的格言，这都是被鲁迅称为“马二”先生的冯玉祥任督军治理陕西时留下的遗迹。鲁迅之前对长安的认知一直留存在宫殿、城墙、十二街等皇城范畴，没成想西安积弊流习久矣，城池残破不堪，“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这还不算，在南院门、碑林等多处，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阴阳风水的，挂着“有求必应”之类的幡号，随风飘扬，让鲁迅大为反感，他觉着盛唐以后经过千年的长安不但没有长进，反而破败落后了，这股“巫风”是羁绊人们思想解放的一大障碍，后来被人们诟病的城墙思维，与鲁迅先生的看法异曲同工，西安城病已久矣！
但这些不悦并未影响先生的雅兴，他不但看了碑林、南院门、大小雁塔、曲江池、昭陵骏马与驼鸟，还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摊，收罗了一大堆土俑弩机之类的东西。鲁迅先生之所以去南院门，一是拜会了文化巨子阎甘园先生，二是向看看陕甘总督行署东临的亮宝楼，先生不仅是文豪还是收藏大家。但只不过短短20余载，亮宝楼已无宝可亮，变身中山书院，让先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刚到西安，鲁迅就约陪同的西安朋友去买弩机。负责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学讲师兼省长公署秘书的张辛南是顺德人，听说鲁迅要买“鲁吉”（弩机），以为是要买“卤鸡”，他纳闷卤鸡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乡的卤鸡倒是颇有名声，没听说西安的卤鸡有什么好吃。鲁迅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尝西安的卤鸡？最后通过孙伏园才了解到，鲁迅所说的“鲁吉”是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已经收藏了好几具（从北平古董铺购得）。查鲁迅西安日记，共买弩机5具。谁成想，文弱先生的背后也有一颗阳刚的心，军器足以见证。
当时，西安有一个著名的秦腔剧团——易俗社，这个戏社以演移风易俗新戏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戏曲归他任职的这个科主管，所以对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鲁迅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话对孙伏园说“张秘夫（书）要陪额（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想象一下，一个肃穆的面孔说出这么调皮的话，还是鲁迅先生吗？不由想起他去内山家头一句便说：“老版（他刻意此字），我结婚了哦。”“对象不是在北平吗？”“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敢于反叛才是鲁迅！
7月16日，鲁迅受邀来到西安易俗社剧场看戏。对于这位文坛巨匠的到来，易俗社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戏《双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该戏是著名秦腔编剧吕南仲根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并于1920年在西安易俗社剧场首演。剧中秦腔角色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先生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来到这里观看了下半部分。
自此，鲁迅先生便喜欢上了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艺术，并于第三天，也就是7月18日，第三次来到了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过足戏瘾的他在当夜的日记里满怀高兴地写下了“月甚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周之后的7月26日，在他的学生王捷三陪同下，鲁迅又一次来到了易俗社剧场，观看了《人月圆》。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戏的学生，也是当时被称为“副刊大王”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鲁迅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送易俗社，表示祝贺。临行前又与孙伏园一起将讲学酬金现洋50元捐送易俗社。鲁迅说，这叫“取之于陕，用之于陕”，以帮助解决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院的经费困难。
晚上，时任陕西省长的刘镇华在易俗社剧场为鲁迅一行人设宴饯行，这也是鲁迅最后一次来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孙伏园回忆了此事，并说：“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那天，在座的人中，一个人的心里五味杂陈，他就是刘镇华。
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窃据着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他曾托人示意鲁迅，讲演时换个题目，意思是，你周树人不肯给我歌功颂德，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鲁迅答复：“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当时有家报纸《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停了几天报。
即便如此，刘还是给足了鲁迅面子。“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践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葵、花生各二合。”这是鲁迅先生1924年8月3日的日记，先生的面子真不薄，一下子就得到了十张《颜勤礼碑》是拓片，而且大气，立刻分送同道好友。（见《悟对西安碑林》）
对于那晚的酒宴，有人说是鸿门宴。因为刘振华频频劝酒，而鲁迅只喝绍兴花雕，“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不多！”是先生酒量的映照；有人说是附庸风雅，刘振华也曾上白鹿原找牛先生碰一鼻子灰……不管怎说，亦或假装，他对文人还是恭敬三分的。
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总的说来瑕不掩瑜，是充实和快乐的。他在曲江池虽然没有看到一池碧水，也没一睹大明宫遗址，倾街黄幡，满城废墟。当年的西安没有残留一丝他心目中大唐长安的气息，回去就放弃了小说《长恨歌》的写作，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该有这趟西安之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给西安留下了“古调独弹”墨宝，可让我们领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