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淘书公社买了本《我的朋友鲁迅》,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里面记载了作者(日.内山完造)从1927年与鲁迅结识于上海内山书店,一直到1936年10月长达十年的友谊,字里行间透出的情谊朴实、真挚、感人,不由联想起93年前鲁迅先生的西安之行,于是就循着先生走过的地方探寻。
后来看到西安古旧书店匾额上先生的题字,问了后得知是集鲁体而成,遂想起易俗社的“古调独弹”就去了那里。老剧场虽然常年关门,但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匆匆转了一圈,脑子逐渐清晰起来。
1924年7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暑期学校”之邀前来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授课之余,鲁迅与友人游览了西安郊区的古迹风景,往闹市购买碑帖古物,至易俗社观看秦腔演出,对此行,鲁迅日记有较完整的记载,同行者蒋廷黻、孙伏园等也都撰文叙说,这是鲁迅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
作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西安之行被铺排的非常恰当,一行十余人,自7月7日乘车南下,一路舟车劳顿,于14日下午抵达西安。当晚,就约同行的孙伏园等上街观光,即“阅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墙上书写不少劝人为善的格言,这都是被鲁迅称为“马二”先生的冯玉祥任督军治理陕西时留下的遗迹。鲁迅之前对长安的认知一直留存在宫殿、城墙、十二街等皇城范畴,没成想西安积弊流习久矣,城池残破不堪,“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这还不算,在南院门、碑林等多处,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阴阳风水的,挂着“有求必应”之类的幡号,随风飘扬,让鲁迅大为反感,他觉着盛唐以后经过千年的长安不但没有长进,反而破败落后了,这股“巫风”是羁绊人们思想解放的一大障碍,后来被人们诟病的城墙思维,与鲁迅先生的看法异曲同工,西安城病已久矣!
但这些不悦并未影响先生的雅兴,他不但看了碑林、南院门、大小雁塔、曲江池、昭陵骏马与驼鸟,还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摊,收罗了一大堆土俑弩机之类的东西。鲁迅先生之所以去南院门,一是拜会了文化巨子阎甘园先生,二是向看看陕甘总督行署东临的亮宝楼,先生不仅是文豪还是收藏大家。但只不过短短20余载,亮宝楼已无宝可亮,变身中山书院,让先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刚到西安,鲁迅就约陪同的西安朋友去买弩机。负责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学讲师兼省长公署秘书的张辛南是顺德人,听说鲁迅要买“鲁吉”(弩机),以为是要买“卤鸡”,他纳闷卤鸡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乡的卤鸡倒是颇有名声,没听说西安的卤鸡有什么好吃。鲁迅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尝西安的卤鸡?最后通过孙伏园才了解到,鲁迅所说的“鲁吉”是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已经收藏了好几具(从北平古董铺购得)。查鲁迅西安日记,共买弩机5具。谁成想,文弱先生的背后也有一颗阳刚的心,军器足以见证。
当时,西安有一个著名的秦腔剧团——易俗社,这个戏社以演移风易俗新戏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戏曲归他任职的这个科主管,所以对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鲁迅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话对孙伏园说“张秘夫(书)要陪额(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想象一下,一个肃穆的面孔说出这么调皮的话,还是鲁迅先生吗?不由想起他去内山家头一句便说:“老版(他刻意此字),我结婚了哦。”“对象不是在北平吗?”“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敢于反叛才是鲁迅!
7月16日,鲁迅受邀来到西安易俗社剧场看戏。对于这位文坛巨匠的到来,易俗社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戏《双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该戏是著名秦腔编剧吕南仲根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并于1920年在西安易俗社剧场首演。剧中秦腔角色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先生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来到这里观看了下半部分。
自此,鲁迅先生便喜欢上了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艺术,并于第三天,也就是7月18日,第三次来到了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过足戏瘾的他在当夜的日记里满怀高兴地写下了“月甚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周之后的7月26日,在他的学生王捷三陪同下,鲁迅又一次来到了易俗社剧场,观看了《人月圆》。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戏的学生,也是当时被称为“副刊大王”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鲁迅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送易俗社,表示祝贺。临行前又与孙伏园一起将讲学酬金现洋50元捐送易俗社。鲁迅说,这叫“取之于陕,用之于陕”,以帮助解决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院的经费困难。
晚上,时任陕西省长的刘镇华在易俗社剧场为鲁迅一行人设宴饯行,这也是鲁迅最后一次来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孙伏园回忆了此事,并说:“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那天,在座的人中,一个人的心里五味杂陈,他就是刘镇华。
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窃据着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他曾托人示意鲁迅,讲演时换个题目,意思是,你周树人不肯给我歌功颂德,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鲁迅答复:“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当时有家报纸《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停了几天报。
即便如此,刘还是给足了鲁迅面子。“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践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葵、花生各二合。”这是鲁迅先生1924年8月3日的日记,先生的面子真不薄,一下子就得到了十张《颜勤礼碑》是拓片,而且大气,立刻分送同道好友。(见《悟对西安碑林》)
对于那晚的酒宴,有人说是鸿门宴。因为刘振华频频劝酒,而鲁迅只喝绍兴花雕,“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不多!”是先生酒量的映照;有人说是附庸风雅,刘振华也曾上白鹿原找牛先生碰一鼻子灰……不管怎说,亦或假装,他对文人还是恭敬三分的。
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总的说来瑕不掩瑜,是充实和快乐的。他在曲江池虽然没有看到一池碧水,也没一睹大明宫遗址,倾街黄幡,满城废墟。当年的西安没有残留一丝他心目中大唐长安的气息,回去就放弃了小说《长恨歌》的写作,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该有这趟西安之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给西安留下了“古调独弹”墨宝,可让我们领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