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风雨飘摇。

龚自珍辞官回乡，眼看这大清要亡，不禁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是道光十九年，距鸦片战争还有一年，距南京条约还有三年，拿破仑口中的睡狮，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梦。

等到战争惨败，内忧外患纷沓而来，一些人开始思考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解决？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等高层真正领悟这句话时，圆明园和两百万公里土地，已不复存在。

洋务派登上舞台，他们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深知坚船利炮的可怕，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强”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工厂学堂修铁路、邮政报刊建海军，直到甲午一战，李鸿章老泪纵横：“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堂堂中华，一败再败，不甘受辱的举人们公车上书，请求变法。光绪帝痛定思痛，决心采纳他们意见，委任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从政治、经济、教育到军事，无所不变。一百零三天后，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瀛台，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对劝他逃走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变法无望，洋人猖獗，义和团大行于世，他们扶清灭洋，自以为身怀绝技，刀枪不入，在各地驱逐虐杀外国居民，从而引发列强介入。慈禧得到错误情报后对十一国宣战，被干脆利落地赶出北京城，不得不派人议和，并公开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是一九零一年的北京，距龚自珍写己亥杂诗时已有六十二年，天公待他不薄，但在大清的体制下，再多的人才也救不活这个国家，该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