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之前，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海外贸易至关重要。但由于西域战争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经常阻断，经济重心已经向东南转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广州自秦汉起，因得山海之利，商船云集，成为著名的东方港口。唐代中期以后，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唐政府在此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以管理“广州通海夷道”的相关事宜。商船从广州等口岸出发，经南海到东南亚诸国，并由印度洋、红海到波斯湾和非洲各国。世界各地的商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五金等运到世界各地，也将国外的香料、宝石等异域特产进口到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到中东的贸易路线。©Seabed Explorations Co.
然而，在西方考古界传统的认知中，唐代中国虽然经济上独步世界，但是在海外贸易上似乎仍乏善可陈。在传统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才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
在唐代的对外贸易史中，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这艘沉船的发现不仅改写了唐代海上贸易的历史，也颠覆了许多学界久已有之的定论。正如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印度和东南亚馆馆长约翰·盖伊（John Guy）所说，这艘唐代沉船的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知识范围，考古学家们对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史有了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在12个世纪之前，除了广为人知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中国对海上贸易之路的开拓也已经非常成熟。而发现这艘船的“功臣”则是一名德国的水泥商人。
沃特法，德国水泥商人
发现黑石号
蒂尔曼·沃特法（Tilman Walterfang）原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但其自幼对探险和寻宝之类的事情充满热情。他的水泥厂中有许多印尼工人，一名工人在一次闲聊中提到了自己家乡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中国沉船的故事。沃特法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机会。他的夫人后来回忆说：“我们知道很多故事都只是传说，但它也可能是事实，于是他（沃特法）就想去试试。”
那名工人所提到的勿里洞岛位于婆罗洲和苏门答剌之间、邦加岛以东南的卡里马塔海峡中。在经历了一番筹备之后，正值壮年的沃特法于1996年开始了在印尼海底的寻宝历程。相较于其他海底寻宝者，沃特法非常幸运，在三年的时间里就接连发现了10世纪宋代的鹰潭号沉船（Intan Wreck）、15世纪早期的马热尼号沉船（Bakau Wreck）、9世纪的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Wreck）三大宝藏，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唐代手工技术与对外贸易的认识。
沃特法三大宝藏：鹰潭号（Intan）、马热尼号（Bakau）、黑石号（Batu Hitam/Tang）沉船的发现地点。©Seabed Explorations Co.
1998年，沃特法在勿里洞岛发现了震惊世界的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Wreck/Tang Wreck），因为沉船旁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所以被称为“黑石号”。这是一艘载有中国9世纪（中晚唐时期）文物的阿拉伯商船，从中国扬州出发后，穿过爪哇海域，在印度尼西亚卡里马塔海峡（Karimata straits）触礁沉没。当沃特法发现这艘沉船时，考古学家估计这片水下遗址已有1200年左右。船只沉没的海域虽有礁石，但水下全是黏土，当船只沉没时黏土将船只和货物覆盖，形成了很好的保护层，船只和货物保存情况良好。这是目前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远洋船只，出水文物举世罕见，被誉为“唐宝（Tang Treasure）”。
黑石号打捞现场
绝世“唐宝”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为关注从长安到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较少，黑石号的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阿拉伯帆船将货物出口到马来西亚、印度和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等地。之所以将其确定为阿拉伯帆船，是因为船体基本保持完整，可以看出是运用阿拉伯传统的绳索缝合技术捆扎船体。此外，船上也出现了大量早期伊斯兰风格的瓷盘和宗教用品。
从黑石号沉船中一共打捞上来近7万件文物，包括瓷酒壶、瓷茶碗、浮雕的金器、银器、铜镜、银锭、砚、玻璃、摩石、骰子等工艺品和日用品。其中一些文物明显受到了西亚波斯文化风格的影响，体现了早期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比如一只高10 厘米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杯面上是长发飞扬的舞伎以及穿衣打扮颇具异域风格的胡人浮雕，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胡人金杯尺寸更大，这是中国境外发现的最重要的唐代金器之一。何家村出土的属盛唐时期的产物，黑石号上的金杯与这些同类金制品的风格非常相似，甚至在杯把上的胡人头细节都如出一辙。然而，在盛唐之后，此类器物已经非常稀少，而这件器物很可能也是外国商人根据旧有模板订制的。
黑石号出水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杯高10 厘米
何家村出土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中，陶瓷器占比例最大，种类十分丰富，包括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350件邢窑白瓷、200件青瓷、200件白釉绿彩陶、3件巩县窑青花瓷等。一些瓷碗中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铭文，有的在碗底有阿拉伯文的“真主”字样；甚至有一个碗上还写着“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明确了厂商厂址，广告味儿十足。在这些瓷器中，许多都装饰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的图案，说明了唐代长沙的窑口已经开始出现为适应西亚的市场需求而专门烧制用于外销的瓷器了。
“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碗
阿拉伯文“真主”碗
青釉褐绿彩题记碗，上书“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
又如高约一米的唐代白釉绿彩菱形纹高足长柄壶，因出水于勿里洞岛海域，又被称为勿里洞壶。其实，唐代的时候也有造型相似、用于日常生活的胡瓶，但是，如此大的瓶中如果注满液体的话，把手肯定会断裂。在中国出现的类似造型的胡瓶主要是用于墓葬当中，而这本来作陪葬品的瓷壶居然出现在了黑石号沉船上，显然不再具备陪葬作用。仔细观察的话，会看到这把壶上所饰的这种菱形纹样几乎不见于中国发现的瓷器中，却与船上的其他瓷器风格相似。因此，似乎更可以确定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有了同阿拉伯地区的瓷器订制贸易。
唐代白釉绿彩菱形纹高足长柄壶，高约1米。或为河南巩县窑制作。】
除了这些民窑产品之外，若干瓷碗底部带有“盈”或“进奉”的铭文，而这正是唐代官窑的标志。根据唐代文献和中国国内考古发现，这些瓷器应该是在河北的邢窑专门为皇家大盈库烧制的。因此，这艘船上很可能有代表唐朝皇室的使者，携带着一些御用瓷器作为国礼。当然，这种“盈”字瓷器在唐代一些小贵族墓中也有发现，因此，也可能是有部分产品流入了市场。
刻有“盈”“进奉”款的绿釉碗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艘沉船中发现的几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一般来说，青花瓷风行于元明清三代。虽然在扬州唐城遗址发现过一些青花瓷碎片，但是由于数量太少且缺乏其他证据，学界尚不认为唐代已经有青花瓷。然而，黑石号完整的青花瓷盘出水，明确了唐代就已经开始烧造青花瓷，并且已经用于外销了。
唐代巩县窑花卉纹青花瓷盘
在打捞上来的29面铜镜中，一面“江心镜”特别引人注目。镜上的铭文为“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内饰周易八卦纹样，最内又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浮雕，代表着四个基本方向。江心镜，又称水心镜，因铸于江心而得名，是唐代扬州进贡的铜镜。关于江心镜的记载可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唐国史补》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按照易经阴阳五行的说法，五月五日是火月火日，即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一天；午时是火时，即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辰，因此农历五月五日午时三火之时，是一年中至阳之时。五行上讲“火克金”，此时是最佳的熔炼铸造的时刻。江属水，水是阴，江心为至阴之地。铜为金，船为木，江为水，午时为火，铸镜的范为土，阴阳五行平衡为天地之道。因此人们认为，在这种至阴之地、至阳之时、五行平衡的情况下铸造的镜子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传说，唐玄宗曾用江心镜祈风求雨。另外，古人还认为在至阴至阳环境下制造的武器坚不可摧。但黑石号上发现的江心镜却并非铸于五月初五午时，有学者推测，这面镜子是专为外销所做。
江心镜
宝物落户狮城
和其他海洋探险者一样，沃特法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海洋公司——海底勘探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致力于发现、打捞、保护和展示在东南亚海域遇难的船舶和遗失海底的文物。2003年，海底勘探公司为这批宝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支付了约250万美元。之后，沃特法表示不打算对单件文物进行出售或拍卖，而是要将所有沉宝进行打包出售。即使有很多国家对唐宝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整体出售的价格却让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望而却步。最后，新加坡的圣淘沙休闲公司（Sentosa Leisure）在狮城酒店业大亨邱德拔后人的帮助下，以3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所有宝物购入。这批标志着唐代手工制作业辉煌和中外文化交流高峰的宝物最终还是流落在了海外.虽然无缘回到祖国，但其现在的守护者正是数个世纪以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侨居异国的华人后裔，也是一种安慰。
面对海洋探险的刺激和未知财富的诱惑，许多寻宝者的行为却并非以一夜暴富为最高追求，反而为自己的事业赋予了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沃特法就认为，水下文化遗产不仅保留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化的快照，而且也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发展史、文化起源等重要学术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石号的重见天日使世界开始重新思考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也可以借助这些遗存进一步勾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高仙芝的部队在怛罗斯之战失败，使中国的造纸术等技术西传。而海上丝绸之路上黑石号的意外沉没，使文明之间的交流因这场意外而丧失了怎样的机会呢？这都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