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政治史，明朝可谓是最精彩的，政治斗争高潮迭起，先是前所未有地取消了丞相职，又建立了许多新职位，还创造性地设置了锦衣卫、东西厂，数次不同特征不同规模的党争，及最早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东林党等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明朝的政治局面之所以如此复杂动荡，就在于统治阶级与君“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被打破，士绅阶级与皇帝的权力角逐进入无底线斗争时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皇权利用宦官对士大夫的刑罚之残酷，处罚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官僚集团的道德底线也荡然无存，彻头彻尾的政客布满朝廷。

自士绅阶级垄断官僚集团后，皇帝想要获知外界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两宋多次中央政府决策失误都是因为获得了士绅阶级提供的虚假情报；至此，统治阶级对皇权最大的约束不再只是对天命观的解释，更是对信息量的掌控。皇帝对民间的了解都是来源于官僚，这样皇权就对他们形成了依赖，慢慢的皇权反而成为了他们的附庸。所以皇帝必须大力发展锦衣卫及东西厂，本意都是为了打通信息渠道，以摆脱官僚的约束。

所以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东西厂是新时代保卫皇权的必须，并不是像士绅阶级所说的皇帝对文人士大夫的迫害，明朝皇帝是被抹黑最多的，这可不只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么粗浅简单，其背后逻辑我已写在《历史上的昏君明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上篇文章我说到了嘉靖开始被迫重视士绅阶级对皇权的威胁，但这时皇权明显仍然是占据上风的，嘉靖从文官集团中挖掘出了几个政客，便将所谓的“清流”治得服服帖帖。

嘉靖之所以能从原先铁板一块的官僚集团中提拔出为他所用的人，就在于这一时期出现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造成了冲击，原本士绅阶级靠程朱理学统一思想形成力量，而现在程朱理学渐渐失效，士绅阶级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整合其统治力量。于是，江南士绅阶级内部在嘉靖朝发生了全新的转变——以农业地主为基础的基层成分转化为以工商业代表为基层的全新利益群体。

这一共同利益让文官集团再次团结起来，严嵩之后，皇帝找不到愿意投靠皇权的政客了，只有妥协，随后，士绅阶级的力量急剧膨胀，他们进行了开创新时代的“嘉隆万大改革”，从嘉靖末年起，到到万历开始征收矿税为止，这期间30多年里，士绅阶级发起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1隆庆开关（刺激商业出口），2一条鞭法（用银本位控制经济基础），3减免工商业税（维护阶层利益）。

士绅阶级如此膨胀壮大，皇帝不可能坐视不理，于是万历、天启两朝拉开了更为激烈精彩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