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后，使馆（领馆）、租界等现代条约体系的产物开始逐渐诞生于近代中国。这其中，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然而又总是被忽略的现象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凡遇到国内动乱，总会发生避难于使馆、租界的事例，可谓连绵不绝，源远流长，趣味横生。不妨来一个简单的梳理。
早在1853年9月，上海县城被太平军攻陷后，因为英法等国此前已宣布过严格的中立政策，“保留为外人贸易和居住之用的区域”，既不能由政府军作为战争的根据地，也不能由“叛军”据以抵抗政府军。上海这种尽在保护外商、外人的正常通商、生活和免受战火摧残的中立政策，直接带来的结果是“此后的十年中就变成数十万帝国臣民和官员的避难地，这些官民在上海的外国旗帜下觅得了他们在本国旗帜下觅不到的那种保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862年，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因多次应试不第曾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李秀成上书言策，后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以“通贼”罪下令通缉王韬，他只得逃往英国驻沪领事馆。四个多月后，在好友麦都思儿子（英国领事馆职员）帮助下，搭乘一艘怡和洋行的邮轮亡命香港。直到1884年，二十多年间，王韬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身份，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22年的流亡生涯。
戊戌变政失败后，得知消息的梁启超只身逃入日本使馆，受到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伊藤博文庇护，后化装扮成猎人的模样，经天津日本领事馆协助躲过追捕，乘日本军舰奔往日本。康有为则是在英国领事的帮助下，乘坐英国轮船抵达香港，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相助，接至东京，与弟子梁启超等会合。在这一事件中，上海道根据两江总督命令，派兵围守了维新派官员黄遵宪位于公共租界的寓所。租界当局以“保护国事犯自任”，派出巡捕、包探多名，准备在清政府强行拘捕时进行拦截。之后，英、日领事向清政府交涉，黄遵宪得以自由。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在命悬一线之际，藏进了美利坚合众国驻清国使馆。后由美、英、德、法四国使馆各派两名士兵组成“多国部队”护送，顺利到达天津后安全离开。
1911年隆裕太后颁布宣统皇帝辞位前，善耆、溥伟分别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日本人占领的旅顺，铁良逃往天津租界，密切关注局势，并决计东山再起。溥仪晚年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述说：“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书。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1911年南北和谈后，蔡元培与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等一行作为迎袁专使抵达北京，与袁世凯商谈南下就职事宜期间。2月29日晚，曹锟所属的第三镇兵士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发动兵变，近千家商户被抢劫，专使团的住处东城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寓所亦受连累。因为统兵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所以兵变没有出现杀人放火之事，但是专使团的护卫却惊慌逃散。蔡元培等十余人确认兵变后“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厅（青年会教士、美国人格林的寓所——引者注）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兵变事件中，孙宝琦同样选择了避居六国饭店，第二天还作为袁世凯的专使慰问专使团。
1913年9月1日，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获准在长沙的日本领馆避难，然后乘日本轮船前往汉口，并从那里乘军舰“伏见丸”号逃脱。《李烈钧自述》中这样不无悲怆地写道：“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闿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皖军西线战败，段祺瑞辞职。29日徐世昌、靳云鹏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开始通缉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李思浩、姚国祯等皖籍将领。除李思浩逃入华俄道胜银行外，其余九人都逃往东交民巷的日使馆。7月28日，各国外交使团开会讨论是否收容这些人。会议结果是，美、英、法等国公使发出训令，告诫本国旅京侨民应按条约规定，不许华人男子寄寓于使馆界内，如有私自庇护罪犯者，限48小时内勒令出境；意大利和日本公使则认为应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1920年8月13日《时报》载，在使馆秘书厅还有过“宴以大餐”，“款待周至”的情形。国民政府几次三番提出交涉引渡，民间团体也纷纷抗议日本使馆破坏国际公法，侵犯中国主权，但日本使馆仍以国际之道义和保护国事犯为名予以拒绝。11月14日，日领馆协助徐树铮化装逃至天津，再转至上海公共租界藏身，后东渡日本。
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中写道：1924年冯玉祥兵变时，“军队驻守着已经关闭的后城门，电话无法使用，街上行人匆匆，胆战心惊；有钱人都举家躲进了使馆区（每当有危险发生，他们总是这样），并纷纷在六国饭店预定房间。”兵变后，外交总长顾维钧搭乘加拿大籍朋友何士先生的汽车离京前往天津。拂晓时分，抵达天津法租界帝国饭店。第二天《北京导报》刊登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这则消息后来还被庄士敦引用在《暮色紫禁城》一书中。其实，当天顾维钧是身着正常服装出走的，这一点，《北京导报》的编辑辛普森当年曾亲眼所见。
1925年12月24日晨，参与郭松龄军事政变、被授予代理外交事务主任的齐世英，在乱军中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卢春芳等涉险到东北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奉军得知消息后，包围了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但是被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二战后出任日本首相）拒绝。这位总领事还加派了十名警察至新民，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等。在此优待中，齐世英等人蛰居半年之久。最后在1926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由日本领事馆的书记中田本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逃脱。
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四面楚歌，准备撤离北京向西北退却，部将鹿钟麟计划武装捕获并掳走段祺瑞。4月9日，曾毓秀派人将一纸条送至吉兆胡同，上写：“今夜鹿钟麟恐有举动，要发生事变！”段祺瑞在众人保护下到东四条胡同他的副官家暂时躲避。同时，派人发布执政府、国务院通电：“本月九日夜半，鹿钟麟率兵围困国务院，截断交通，意图危害”，“一切政务无由执行”，“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4月11日早晨，段祺瑞悄然遁入东交民巷，入住于桂乐第李思浩居所。之后于4月20日通电下野，退至天津，继续每日吃斋念佛，做起“正道居士”。
1946年7月，异见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有关云南军政当局秘密部署将展开进一步行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闻一多、潘光旦位列首批四人暗杀名单中。13日下午，云南军政当局查封了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15日傍晚，回家途中的闻一多被刺杀。当晚，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人员得到消息后，出于人道主义，紧急驾车到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等民盟云南支部成员分别接进领事馆暂避风险。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一致向蒋介石政府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大使馆更是派出一等秘书莅临昆明，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会谈，达成协议。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出面斡旋，并派教育部参事刘英士将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于7月31日送至重庆，后再转去南京、苏州，直至10月份清华大学回迁北平复校。
可以这样说，在大陆中国，每有重大事件，庇护和托福于使馆、租界的事件便时有发生，尽管每次都各有不同，但无不吸引着世人的眼球。
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写道：“湖南人龚超者，前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是役与唐才中、何来保等企图在湘起事，失败后间关逃沪，庚子年十一月初一日为清总兵颜某派人诱至华界，即被拘禁营中，事为龚友侦知，乃向租界工部局及英领事求助。英官以清吏此举影响租界主权及居民治安，遂在会审公廨提出抗议，卒将龚超提回租界审讯。清吏始终诿过于颜总兵部下之兵弁，谓颜并无捕龚之意，此乃颜部欲得千金赏格，故贪利为之，颜绝不知情云云。结果龚超遂获释放出狱，是为租界英吏庇护国事犯之滥觞。”
再如，1920、1930年代，在天津、武汉、上海等地，共产党人多将地下机关设在租界区内，或在公共租界、法租界毗连地段，方便躲避和撤离。1927年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武汉迁至上海后，将其机关设在今云南中路171号和173号。1928年春，中央秘书处、军委等机关也都设在靠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之后，中共中央规定，各级机关一般都应设在沪中区，即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因为，一旦在公共租界受到缉捕，他们就可以迅速地转移至法租界；一旦法租界危险，他们就可以迅速避难于公共租界。
更加例外的是，1927年7月15日武汉发生的“清党”事件。1928年3月，中共党员、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关押在巡捕房拘留所。湖北省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要求引渡向警予，遭到法国驻汉总领事兼法租界工部局董事陆公德拒绝。胡宗铎一面通电全国，指责陆公德“受贿包庇共产党”，一面出动警备旅，在湖北全省掀起一个所谓“收回法租界运动”。法国驻汉口领事陆公德也不示弱，一面宣布租界实行戒严，一面将停留在九江的两艘军舰调来与湖北当局形成军事对峙局面。后来，中法双方经过严正交涉，法国政府决定妥协，将陆公德调离，新领事吕尔庚向胡宗铎道歉，并达成协议将向警予引渡。向警予4月12日被引渡后，于5月1日被杀害。
做这样一番考察和回溯，至少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使馆和租界诞生于大清帝国以来，尽管曾经遭遇到严重抵抗，后来又被叙述成民族耻辱地、丧权辱国地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早已经成为民族不能独立自主的耻辱印记，并幻化为民族记忆和文化沁入中国人的骨髓。但历史的另一面却是，包括总统、军界要人、王公大臣、政府要员、文人学者、革命造反者、异见人士乃至平民百姓等，在遭受强有力迫害和社会动荡时，都曾实实在在受惠于它们。所以说，凡事不能笼统论之，或者说这时尤其需要辩证法，否则那些历史的例外就不好解释了。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