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晋时期的帷帐，学者早有关注，其中卢兆荫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分别对东周时期帷帐的渊源、汉晋时期的帷帐以及掌管帷帐的官署等问题详加论述。其后又有不少新资料出土，本文略作介绍，并加以申论。

一 东汉时期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为一条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及南、北侧室，后室及南、北侧室组成。

该墓前室和后室壁上分布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环状，后室钉钉头为钩状。从前室钉孔内残存的丝绳痕迹分析，这些铁钉可能用于悬挂顺着墓壁垂下的幕布，此幕布当为帷。帷上或绘有各种图案，张挂起来好像壁画一样。

后室后部及后室南、北侧室内均发现葬具，男性墓主居后室后部，两女性分处两个侧室。后室南、北侧室内木棺四周发现有铁帐构件，说明帐是罩在棺的上面。简报未及后室是否发现帐构件，若无，则后室木棺外的帐有可能悬挂于墓壁的铁钉上。

二 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帷帐实物资料，主要分为帐构件和帐座（陶座、石座）两类。

（一）帐构件

洛阳涧西曹魏正始八年墓曾出土9个铁帐构件，出土地点虽然集中于前室，但推测当时帐应张挂于后室的木棺之上，可能由于盗扰等原因才使帐构件移动了位置。

湖南安乡刘弘墓为一条墓道的穹隆顶单室砖室墓。墓室东南部出土了1件铁帐架，其上附着夹纻漆帐环。另外，沿墓室四边共发现12枚弯铁钉，墓室四角2～2.2米高处和顶部的砖缝中留有钉痕。铁帐架形制不清，使用方法不明，从墓壁上的钉痕和散落的12枚弯铁钉，似可推测原来沿墓室壁曾张挂有帐，墓主的棺木应停放于帐内。

河南新安C12M262为一条墓道的穹隆顶单室砖室墓（附一小侧室）。木棺虽已朽毁，但承棺的3根条石和散落地面的棺钉仍存。棺外四周平置4块条砖，条砖之上或近侧各有1个铜帐构件，说明条砖用于承放帐构件，此外，另有4个铜帐构件散落在附近。8个帐构件形制相同，均为直角三通状圆管，每个帐构件上都刻有方位和编号。由条砖围成的区域范围可推知此帐长约2.6、宽1.8米，为长方体。此帐应张挂在木棺的上方，用于罩棺。

（二）帐座

1.西晋

不少西晋墓中放置陶（石）帐座，形状各异，大小不同（表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20座西晋墓中共出土帐座65件，其中以西晋都城洛阳一带最为多见，另在山东、湖北、江苏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洛阳一带多见于单室砖室墓或单室土洞墓，有饼形（圆形或近圆形、方形或不规则方形、圆角方形、长方形）、覆斗形、半球形、覆钵形等形状，另有几件卧兽形出土于双室砖室墓或双室土洞墓。其他地方的均见于双室或三室砖室墓，形状有饼形（圆形、上圆下方形、四瓣梅花形）、盝顶方形和覆斗形。

图一 帐座

1. 洛阳苗沟C8M868 ∶ 22 2. 洛阳厚载门街CM3032 ∶ 8 3. 洛阳孟津三十里铺M116 ∶ 1 4. 河南巩义晋墓M1 ∶ 17 5. 湖北老河口晋墓M1 ∶ 8 6. 北魏宣武帝景陵91jLM ∶ 39 （1、2、4、5 为1/8，3 为1/15，6 约为1/12）

此物之所以被称为帐座，首先在于其形制。不管作何形状，它们中央都有一个穿孔，用于插立木杆等物。但单从形制还难以说明其真实用途，如江苏宜兴晋墓出土陶座和石座中的2件穿孔中有木杆残屑，有人推测其用于插立松明或旗杆，又如湖北老河口李楼晋墓出土的陶座上刻有文字，从而被认为可能用于插燃蜡烛。下面从陶座的数量及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来揭示其用途。

洛阳苗沟C8M868出土了一组4件陶座，从其在墓室中的分布看，大致可以围成一个长方形空间，推测此处原来可能即是棺木所在，在这个空间内遗有一枚铁镜，而镜类多放于棺中，并且在这个空间外侧散布有2件陶多子盒，此棺前之地正是可以布置以陶多子盒为中心的陶质器皿的场所。由此似可推测，若在4件陶座上立杆，再于立杆之间用横杆相互勾连，即可组成一帐架。此帐当张挂于木棺之上。

洛阳厚载门街CM3032被盗，墓内一组4件陶座虽仍呈分立之势，但已非原位，它们原本应分布在木棺的四周，从而构成一罩棺之帐。原置棺处存有部分人骨、铜镜和铜钱。洛阳厚载门街CM3034虽被盗，但一组4件陶座仍在墓室中部绕棺分布。原置棺处存有铜钱。洛阳辽宁路BM123虽未遭盗扰，但一组4件陶座明显移位，其中2件已移至棺内，压住了人骨。不排除它们原本分布在木棺四周的可能。洛阳东郊M178被盗，一组7件陶座虽遭移动，但仍大致分布在墓室中部的人骨周围，呈绕棺分布之状。洛阳孟津东山头M99被盗，一组4件陶座中有3件位于主室中部，1件偏移到主室一侧，仍可看出它们原本应绕棺分布。原置棺处存有铜簪。

此外，山东邹城刘宝墓的4件陶座放于前室，与其他随葬器物杂处，或因盗扰移位所致，或者当时并未实际用其架帐，但其用途仍应属于帐座。江苏宜兴晋墓的陶座或石座，有的出自前室，有的出自后室，虽因盗扰致其原位已失，但1号墓出土有10件之多，如简报所说，它们多放在墓室或砖台下的四角，因此可以推测，放在前室或后室砖台下四角的陶座或石座，显然不是用于罩棺，而是张帐于砖台——祭台之上，其用途还是帐座。另一更加明确的例子是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4件梅花形陶座位于前室祭台上的四角。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未盗墓葬出土的陶座不是一组4件，有1～3件不等，它们与其他随葬器物放在一起，好像并不是实际用来悬挂帐子的。推测它们可能起到了象征随葬帐子的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晋墓出土的陶座或石座，大多数是用来承插、固定帐架的，由此设立之帐，其主要用途是遮罩棺木，南方西晋墓又见悬于祭台之上的用例。至于承插松明或蜡烛之说，一则北方晋墓中常见各种质地的灯具，南方晋墓中除灯具外，还见瓷辟邪形烛台，专门用于插燃蜡烛；二则松明或蜡烛本为照明之物，若将其插于陶座或石座之上，既不方便使用，外形也不美观，所以此说似与情理不合。

陶座或石座是用来承插、固定帐架的，理应称之为帐架座，但既然帐座一词沿用已久，也就不需更改了。

2.东晋

南京一带的东晋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陶座（表二），有学者做过研究。

关于东晋墓葬中插有陶管的龙首、虎首以及圆形陶座，从保存较好的实例看，一般4件一组，置于墓室四角，如南京幕府山M1。这些陶座、陶管与西晋墓葬出土的陶座相似，但应不是用来挂帐的。首先，出土这类陶座的墓葬一般墓室较大（面积9～40平方米），若在墓室内设帐，设于棺床四角尚可，设于墓室四角则颇显勉强。其次，陶管高0.64～0.87米，连陶座通高0.8～1米。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出土的木棺高约0.76米，上述皇帝或皇族墓使用的木棺应更为高大，若用这些陶管挂帐以遮罩棺木，其高度略显不足。尤其如南京老虎山M4出土的陶座、陶管通高仅0.41米，且只有2件，更无法用来挂帐。再次，陶管均为空心，南京老虎山M4陶管之上插有一器足，南京幕府山M4陶管上插有一小盏，从这些现象分析，陶座、陶管当另有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陶座、陶管的墓葬中，只有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4件瓷灯（此墓附带一侧室）、南京郭家山M10出土1件陶灯、郭家山M13出土2件瓷灯（此墓仅有2套陶座、陶管），其他墓葬均未见灯具。虽然这些墓葬大多被盗，随葬器物组合已不完整，有研究者推测这类插在陶座上的陶管属于灯具，并非没有道理。

3.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如辽宁朝阳袁台子M1，墓室放置棺木（存有棺钉和铜带钩、银带扣等）的前方分布有4个方形石帐座，帐座边长13.5、高6.9、孔径1.8～2.5厘米，并在此处出土4个鎏金铜帐构（直角三通管状，管长8.5、管径2.2厘米，管上黏附有紫色细绢残块），由此组成一个小绢帐，其内陈一漆案，案上满放各种漆器。

4.南北朝时期

北朝墓葬有几例帐座资料。一是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1件石帐座，下部呈方形，边长29厘米，上部呈覆钵形，直径20.8、通高18、孔径4.5厘米（图一∶6），推测在石棺床的四角原应各置一石帐座，惜仅存1件，且离开了原位。二是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了4件雕刻纹饰的石座，下部呈方形，边长32厘米，上部呈覆钵形，通高16.5、孔径7厘米，其中1件留在棺床上，结合棺床上下尚存2根木栏杆以及其他木雕饰件、漆画木板等情况，可以推测棺床上应设有一套围屏，其结构大致是在棺床四角放置石础（其中四角雕刻有立体伎乐童子的2件放于棺床前面的两角），础上承木柱，木柱间横向连以栏杆作为骨架，其间嵌以漆画木板。围屏之上可能悬挂有帐。若上述推测成立，此二墓之帐当用于罩棺。三是北齐库狄迴洛墓，在房形木椁室的一侧分布有4件石帐座，下部呈方形，边长28厘米，上部呈覆钵形，通高18、孔径7厘米，由此可能构成一帐，其内放置不少铜器。此例应与朝阳袁台子M1相似，帐当张设于祭台（案）之上。

图二 南京幕府山M4 出土陶座

1. 龙首2. 虎首（均约为1/8）

南朝的帐座资料有南京甘家巷M6（梁安成王萧秀墓）半圆形石座8件（高7.5～12厘米）、M30半圆形石座2件（高8～8.5厘米）、南京尧化门梁南平王萧伟墓半圆形石座6件、南京甘家巷蔡家塘M1圆形石座4件（其中2件分置棺床两角，底径11、顶径8、高8、孔径4、深2厘米）、南京西善桥陈黄法墓半圆形石座4件（直径13、高8、孔径3、深3厘米）、南京燕子矶梁辅国将军墓半圆形石座3件等。上述墓例均经盗扰，石座在墓中的原始方位已失，从甘家巷蔡家塘M1的2件石座分置棺床两角的情况看，此墓的4件石座有可能放在棺床四角，从而构成一罩棺之帐，但也不能排除这些石座用于帐罩祭台或另作他用的可能性。

三 小结

安阳西高穴2号东汉墓前室的四壁原应悬挂帷，其模仿的对象当是宫室建筑中用于遮蔽空间或装饰墙壁的帷幔。

安乡西晋刘弘墓的帐沿墓室壁（墓室方形，穹隆顶，边长3.6、高4.2米）张挂，应属大型圆顶帐，考虑到刘弘生前曾任镇南大将军（“镇南将军章”金印）等武职，所以不排除此帐模仿军帐的可能性。由此联想到安阳西高穴2号东汉墓，其后室也可能悬挂了一顶大型军帐，符合曹操的身份。

其他魏晋南北朝墓葬所见之帐（帐构件、帐座），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用于罩棺，主要有平顶和四阿顶两种，另一类用于罩祭台、祭案等，应多为平顶。北方地区的东汉、魏晋墓流行前者，南方地区的西晋墓多见后者，十六国、南北朝墓葬二者兼而有之，但总体上已呈衰退之势。

《释名·释床帐》“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晋书·五行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谧床帐”。《晋书·冯传》“太康七年，疾，诏以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晋书·石苞传》“苞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这些史籍记载反映出，魏晋时期床帐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同时也被用于墓葬之中。墓中所见罩棺之帐，应模仿自床帐。至于遮罩祭台、祭案之帐，不妨名之“祭帐”，当模仿自丧葬活动中祭案或祭台上所设之帐。这类帐一般较小，或即形如覆斗的所谓“斗帐”。汉晋时期墓葬中设帐的习俗，仍是受到了“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