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罗泽南：儒生自有平南策

罗泽南(1808- 1856),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又字子畏。罗泽南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饥寒交迫,变故频加”，父母靠典当财物以供读书。“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罗泽南30岁前,家庭频遭变故,十年内连丧祖父、母亲、兄、子等亲人,但他益自刻厉,以天下为己任,坚韧顽强,屡挫不折。十一岁那年，撰一楹联云：“生话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见者靡不叹异。

二十一岁开始外出坐馆当塾师；三十二岁,考中秀才,咸丰元年,举孝廉。

罗泽南弟子众多,刘蓉说其“从之者数百人”，恐怕有夸大，但后来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潘鸿焘、李杏春、康景晖、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朱宗程等16位湘籍将领都是他的弟子门生。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和杨昌浚、蒋益澧等更是位任封疆大吏。

这个苦命之人也是一位被遗忘的晚清理学家，著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姚江学辨》、《读孟子劄记》、《周易本义衍言》、《皇舆要览》等，“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是一位笃信程朱理学的知识分子。与湖南多位理学名儒如贺长龄、唐鉴、左宗棠、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交往甚密,并相互砥砺。

近世有一种观点，称罗泽南是湘军之父或湘军之母。这显然都是受钱基博在其所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曾直言“无泽南,无湘军”的影响。

钱基博关于罗泽南的论述有：

1.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则以醇儒笃躬行。而遭逢世屯，奋身捍乡里，练丁设防，遂创湘勇，而起书生以当大敌，蹈难不顾，师弟僇力，转战大江南北，师殕而弟子继之，智名勇功，后先彪炳…

2.咸丰二年，…县令召泽南练乡勇，巡抚张亮基檄赴长沙。而同乡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奉诏督治团练，亦在长沙。因与泽南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湘勇自此始，而太平军之势日以沮。

3.时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从军以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

钱基博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仔细分析，“无泽南，无湘军”一语，并非说他是湘军创始人。首先，钱基博明确指出，罗泽南“创湘勇”；其次，钱基博重点阐述的是罗泽南以理学治兵。换言之，他认为没有理学治兵，湘军就难以成功，就会和历史上任何一支“驰马试剑以取富贵”的军队没有两样。

尤其是第2段中，钱基博所谓“湘勇自此始”，是强调曾国藩与罗泽南的理念一致。罗泽南是理学大儒不假，曾国藩也是理学名臣。没有曾国藩的意气相投，换一个人，罗泽南之志也难以得遂。

至于钱基博为什么要将罗泽南放在曾国藩前面，主要就是因为他年长；正如他将胡林翼置于曾国藩前面，是因为胡林翼中进士要早于曾国藩那样，如果单就湘军的发展而言，胡林翼显然不可能居位于曾国藩之前。更关键的是，钱基博所论乃湖湘学风，而不是论湘军。

罗泽南年长曾国藩三岁，虽然系同乡，二人相识于何时，没有文献记载。但罗泽南之名，始见于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与父母书，云:

“六弟今年正月信，欲从罗山处（罗泽南）附课，男甚喜之。”

后来曾国藩曾在致弟书中强调:“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

曾氏从道光十九年起开始写日记。道光十三年中秀才，次年中举人，罗泽南直到道光十九年才中秀才。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与刘蓉订交；道光十八年，罗泽南与刘蓉订交。此三人都是同乡人。据此可以推断，曾国藩与罗泽南相识应不会晚于道光十八年。

道光二十四年后，曾国藩与罗泽南有了书信往来。二人之间多有直言，如罗泽南在咸丰元年 (1851)致书曾国藩,说“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等语。罗泽南意在鼓励曾国藩敢于向皇帝直言，曾国藩对此深为赞同。

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后,“于是始治兵长沙。命罗泽南、王錱等领军三营,仿明戚继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

咸丰三年六月,曾国藩派罗泽南率湘勇2 600人援南昌。南昌一战,仓卒组织的湘军被击溃,罗泽南的学生谢邦翰、罗信南、罗镇南、易良翰四人阵亡,罗泽南也差点不保,“匿民宅以免”, 也曾一度灰心丧气。

咸丰四年，曾国藩誓师东征，留罗泽南、李续宾二营驻衡州,防南路土匪。

郭嵩焘后来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錱。”是的，在当时，曾国藩的确很孤立，罗泽南是他最得力的将领，而且因为理念一致，没有发生如王錱那样的矛盾。王錱与曾国藩发生矛盾，罗泽南正在江西，所以也无法调和二者。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罗泽南自衡州赶至长沙,曾国藩命他配合提督塔齐布作战。七月,罗泽南,李续宾配合塔齐布在岳州多次战胜。

在岳州之战中,罗泽南初露锋芒,他指出:“岳州四面环水,惟大桥一路上通省垣,贼所必争。”于是，率部扼大桥以相拒太平军。一番血战之后击败太平军,“罗忠节公功冠,罗军威名自此始也。”

在接下来的武昌之战中，罗泽南分析形势,“出图指画，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出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园。而贼精锐皆聚花园。若出洪山,前临坚城,仰攻不下,花园之贼得以袭我后,非长策。今惟悉力攻花园,花园贼垒破,乘势平鲇鱼套诸贼垒,贼之精锐皆尽,武昌可不攻自下。”曾国藩赞成:“罗君胜算,虏在吾目中矣。”

湘军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率罗泽南东征，进入江西。九江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湖北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之手。罗泽南多次与曾国藩商讨,他认为:“统筹东南大局,必由崇通复武汉,以成建瓴之势,天下事乃有可为。”主动提出回救武昌，曾国藩同意他的意见，尽管自己处境危险，但迫于大局不得不让罗泽南回援,心中亦不免“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经过通城、崇阳、蒲圻、咸宁之战,罗泽南会合先期回援的胡林翼部对武昌太平天国守军形成合围之势。面对太平军的坚守,罗泽南布置了先清外围、阻断粮道的战术。

不久，在南昌的曾国藩兵单力薄，塔齐布因为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死，曾国藩身边没有大将，情势岌岌可危,他不得不要求罗泽南撤武昌之围增援江西。罗泽南处于两难境地，一则武昌紧要，又久攻不下，撤围则功亏一篑；一则如不救援江西，曾国藩又十分危险。但最后他还是坚定不撤围,说:“天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自灰其壮志也。”同时，加紧进攻武昌，以便尽早能回援江西，于是他几乎无日不战,最终在咸丰六年三月（1856),中炮死于武昌,临终之际,他说:“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这句话不仅是对其部属所说，恐怕也是对曾国藩而发。

一代儒将，出师不过四年，就过早逝去，曾国藩不禁发出“吾邑伟人,此军首功,那堪闻此!”的哀叹。他称赞罗泽南“娇娇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罗泽南战死后,由其弟子李续宾接统其军,“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曾国藩也依然持续理学治兵的传统。

罗泽南培养了很多弟子，但这些弟子的成长主要是在战场上，虽然其理学精神对弟子们对后来的湘军影响很大，但他不是湘军之父，更不是什么湘军之母。

据同为湘乡人的彭洋中《湘勇源流记》中载，咸丰三十年十月初二朱孙诒受命调任湘乡县令，就碰上一件群体性事件，上千名乡民因为钱漕的问题聚集包围了县令署，平息事态后，召集诸绅商议，便提出“防患未然，古之善教”，考虑到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这一倡议得到王錱的响应。王錱乃罗泽南之弟子。咸丰元年七月，湘乡境内五都会匪同时骤起，县令朱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之。

咸丰二年四月广西全州失陷，省城大吏商议招集乡勇千名，以防堵省城之备，衡阳以下各险隘处，由候补道夏廷樾主持其事。湘乡紧靠衡阳，正当其冲，夏廷樾就写信给时任湘乡县令朱孙诒，提议在湘乡招乡勇二三百名，计划让曾国藩之大弟国潢统带晋省。此事经老九之手，国潢与老九商量过数次，“勤勤恳恳，嘱为转托”。事在四月间。

一乡举一团总；一都举一团长。朱孙诒在《谕速行团练》：“所练团丁，专为保守本邑城乡而设。”团丁和练勇属于摊派而来，湘乡的规定是每户出一丁，经过挑选的团丁为练勇。主其事者是朱孙诒，罗泽南并没有参与。

七月，王錱等偕文士易良干各集团数百人，造县听调。命分三营。易良干领中营，王錱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阑隶焉。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待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投劝捐助以济军食。换言之，湘乡团练草创之时，罗泽南尚在长沙，直到四月底，他才与老九计划同舟归里的打算。

《湘勇源流记》中说，“是月（七月）罗泽南来，命易良干奉以中营事，而已副之。”

这说明，罗泽南五月间从长沙回到乡里，直到七月才来到县城，比王錱等人要晚一些，朱孙诒将易良干的中营交给罗泽南统带。许多记载都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这不符史实，大概是因为罗的影响以及他的众多弟子参与其中的原故。

《清史稿》对江忠源、罗泽南的评价为：

（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平桂东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於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

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於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

《清史稿》是根据当时人流行的说法，未必审慎于细节，只是总体上所论不差。

咸丰二年十一月，湖南巡抚张亮基寄书湘乡县令朱孙诒，嘱选千人赴长沙。朱孙诒亲自前往，召同行者。罗泽南“以亲老辞”，王錱亦辞。朱孙诒对罗泽南说：“君孝廉方正也，事亲诚先务。然境土若不靖，将负父母逃之荒外乎？抑听其引颈膏贼刃乎？”又对王錱说：“湘乡团练成，君实其勋首。今大府调练卒，咸属望君。奈何反却顾辜众望乎？世变方亟，志士有为之时。守此不去，以待科举，毛锥子将笑人也。”这样，罗泽南、王錱才都答应赴长沙。

不难看出，在湘乡办团练的过程中，罗泽南是被动的。《清史稿》云，“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合乎实情，罗泽南是曾国藩创湘军时的左右助手。（顺便说一句，朱孙诒称王錱为“首功”，首功并不等于就是创始人。详见《曾国藩与王錱》一文。）

罗泽南对办团练并不十分热心，主要原因是他生计艰难，忙于养家糊口，不得不靠在长沙等地教馆谋生。他从二十一岁那年（道光七年）开始，到四十六岁这期间，先后在湘乡、长沙坐馆，特别是在长沙的贺修龄、贺长龄、左辉春家坐馆时间较长。

罗泽南虽然不是湘军的创始人，但是，毫无疑问，罗泽南对湘乡团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因为他在湘乡的影响，而且他的弟子从军后多成名将，最著名的就有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腾鸿、蒋益澧等人。罗泽南可以说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但是团练不是湘军，湘军亦不是团练。湘军建成以后，罗泽南对弟子们的影响主要是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如王錱就不愿意遵从曾、罗商定的新营制，坚持过去以360人为一营的老营制，刘腾鸿与罗泽南还发生不和。

曾氏兄弟中有二人成为罗泽南的弟子，一个是老六国华，一个是老九国荃。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间，六弟国华就附课罗泽南处。

咸丰元年七月，老九赴长沙参考，与刘蓉同住庙里，罗泽南“不时顾问”，“兄弟三人，颇有乐趣”。十二月，老九又给大哥写信，极力称赞刘蓉与罗泽南，“二君子者，吾邑伟人也，心术本正，学术极纯，年来尤好学不倦，良可钦佩。弟每见二君，不觉敬畏忽生，向时所有毛病，又略收拾，好得几日也。”[1]

咸丰二年正月，罗泽南坐馆贺长龄家，其时，曾国藩相中了贺长龄家的女儿，配与曾纪泽，就请罗泽南做媒。此后，老九与罗泽南一起住了十余日，又在信中向大哥推荐罗泽南，说：

扣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湛深，著述日富，现著有《皇舆要览》，系考本朝水利、海国图志、山川要害，总集各家考据之有凭而最当者，成为一书，每省冠以总论。又著《西铭其解》七八万字，申明理一分珠之旨。又有《上达图说》，言理欲消长之机，间不容发。又有《姚江学辨》三卷，又有《人极衍义》万余言，发明天道人道之理。又有《小学韵语》二卷，系集《小学》《曲礼》《少仪》及明吕新吾各儒先语，极为易知易由，将来益于童蒙甚巨。弟考其用功之艰巨，则自道光十二三年起，学问之得力，则系十八九年也。《五经》皆实致其功，而《易经》一书尤用功最深，故其言《易》皆平易教人之道，启发后学，亦极殷勤，令人钦仰无既。[2]

此时的曾国藩已调署吏部右侍郎。但从信中可知，曾国藩此前与罗泽南并无直接交往，否则用不着老九在此详细推介。在这之前，曾国藩与罗泽南似乎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因此，不久以后，老九又写信给大哥，说明罗泽南所著《皇图要览》即将成功，但缺少七幅图，要曾国藩或借或买。

时隔不久，老九又恳求大哥书以格言对联，送给罗泽南，大概是罗泽南婉转委托老九索要。老九还不忘称赞一番：

罗翁刻苦励学，廿年来如一日，有本有原，有体有用，真吾乡之典型也。前年朱石翁举渠孝廉方正，惜当道者视此事为具文，不甚留心。若有推荐之者，举而用之，自足以惠及一方。朱石翁在吾邑中所为之善政，固罗翁之所优为者也。渠所著《姚江学辨》，唐镜丈曾嘉赏不置，其余所著之书，弟前两信已详告之矣，谅兄必喜邑多君子焉。其引诱后进之心极为勤恳，令人且爱且敬，诚不可及也。[3]

可见，这段时间，老九不仅与罗泽南交往密切，还大有荐罗泽南之意。他特意提到曾国藩的吏部侍郎身份主选铨之职，言下之意是希望曾国藩能够借便举荐罗泽南，以发挥其才能。

罗泽南战死以后，曾国藩为之大书特书，是为表彰其功绩，出于感情深厚，显然有夸大之嫌；又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同治九年，开缺在家的老九见后，致信阿兄表达自己的看法：

《罗忠节》一篇，文非不卓然可传，第作者不能不为溢美之词，而又心知其美之未至此境，下笔忸怩以誉之，故襟怀郁而不畅，形之于气，便尔阻滞。圣贤所谓不诚无物，即文章一道，亦有此理存焉。[4]

老九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曾国藩文中:“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案:指李续宾)也”而发，认为是“溢美之词”。

老九从文章作法中一眼看出阿兄对罗泽南的赞美并非出于真诚，原因在于罗泽南没有达到文章所赞美的那样境界。湘军将领之间如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有互相抬举互相赞美的传统。对于战死的将领，无不为之极力歌功颂德，这也本是人之常情，但不可简单的信以为真。

罗泽南曾对朱尧阶（双峰人，曾国藩的老师）戏言道:“吾辈治兵,而君(案:指朱尧阶)与筠仙、树堂筹饷,天下事乃取办吾辈数人之手。”听到这句话，左宗棠认为其不免有“骄功”之嫌。假如当时罗泽南真的被称为“湘军之父”，那左公心中定会不悦。可见，研究湘军史，不可单凭当事人的话语，而应当认真疏理大历史背后的小细节。

万事如易

读无用之书 做有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