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举世闻名的富商集团，广东十三行从创立之初，就面临着无数天灾人祸的威胁。其中令其最为恐惧的，不是清朝官场的压榨，也不是外国资本的剥削，而是在瞬间就能够吞噬无数财富的火灾。

清朝中期的广州西关

中国传统的土木建筑主要用易燃物建造，给火灾提供了完美的肆虐环境。十三行所在的广州西关虽然不在广州城墙内，但由于靠近码头交通便利，建筑密度高，而且常年堆放大量货物，更加重了爆发火灾的隐患。偏偏广东人自恃气候潮湿，普遍缺乏消防意识，因此一旦着火，将经常蔓延成毁灭性的大型火灾。

早在潘振承刚刚创建同文行的公元1743 年，广东十三行就第一次遭遇了大型火灾。不过另一方面这场火灾，焚毁了诸多参天大树，为原先必定被参天大树压制，无从获取阳光的小树苗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空间。火灾并未给广东十三行造成致命打击，只削弱了一些早期的大洋行，为同文行这样的后起之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火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洋行确实全方位地超越了老一代洋行。不过，他们仍然像老一代洋商那样，忽视了消防工作的重要性。

1743年以后，由于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广东十三行的贸易量增长了好几倍，清政府却没有批划更多的经营用地，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堆放在西关至黄埔一带的沿江地区，原有场所长年存放着大量物资，加上从事外贸的人口也相应增长了好几倍，西关至黄埔一带变得拥挤不堪，建筑密度甚至超过了广州城内。

1822年11月1日晚上9点半，位于十三行街北侧，离行商公所不远处的一家饼店着火了。时值秋冬之交，广东北风盛行，火势顺风向南蔓延，很快进入十三行夷馆内。偏偏当时新英国馆边的猪巷里堆放了很多木柴，被点燃以后火势加强。外国商人原本在商馆内备有几台灭火机，但这种老式灭火机需要先拉到珠江去吸水，再拉回来救火，此时已是杯水车薪。眼见情况紧急，十三行商人提议立即拆掉部分房屋，制造出一条隔火带，但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却出于迷信思想拒绝了，只祈祷神佛而已。这位阮元是位名气很大的学究，当他通过广东十三行接触到哥白尼的理论，听说大地是个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怒斥日心说“离经叛道，不足为训”。由于他的不作为，到了次日中午，整个西关烈焰冲天，持续七昼夜之久，“只有丹麦、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公司的商馆保存下来”，共计“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洋银融入水沟，长至一二里”，将李白魔幻现实主义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变为现实，各种奇珍异宝在超高温中剧烈燃烧，形成五彩斑斓的火焰，场面之震撼可想而知。四千余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足够修建3座圆明园（总造价约1500万两白银）或2座颐和园（总造价2000余万两白银），对广东十三行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关乔昌：《1822 年十三行大火》

空前的大火灾既是祸乱，也是机遇。对于债台高筑的商人来说，他们可以将抢救出来的财物转移到他处存放，而向债主声称，自己的财物已被大火焚毁。新创建的天宝行洋商梁经国就因此被外国商人骗去一大笔钱，自嘲说“吃得亏亦是好处”。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由于外贸牌照在清朝异常昂贵，很多广东商人都私自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十三行之外的洋商被称为“行外商人”。行外商人参与外贸本是非法，其行为自然不受法律约束，但他们普遍遵守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制订的外贸行规。1822 年火灾前，美国帕金森洋行的合伙人约翰·顾盛将价值约5 万银圆的5000 匹纱布托放到行外商人“义盛”处，准备染色。火灾发生的二天后，义盛来找约翰·顾盛，表示：“我的房子、我的店铺全没有了，都完了，太糟了。”约翰·顾盛以为自己的5000 匹纱布一定也化为灰烬了，不料义盛接下来说：“我只搬出了你的纱布， 损失了84 匹（抢救出4916 匹），我尽了力，损失不算太大吧？”义盛在火灾时不顾自己的私人财产，首先抢救生意伙伴的财产，令约翰·顾盛大为感动， 他在这场灾难中的损失还不到2%。

义盛肯定不会想到，因他的义举才保住巨额财产的顾盛家族，将会成为美国侵华的急先锋。在这场大火后的22 年，也就是1844 年7 月3 日，约翰·顾盛的堂弟凯莱布·顾盛将依仗炮舰的威力，强迫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 沉重地打击了广东的外贸产业，广东商人义盛在大火中冒死抢救顾盛家族财产的恩义此时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世界上有见义勇为的人，也有恩将仇报的人，更不乏隔岸观火的人。1822 年十三行火灾期间，珠江对岸的河南岛上，一瘦一胖的两位中年人正在若有所思地驻足观望。他们，就是广东十三行总商、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及其挚友“啉呱二世”关乔昌。靠着关乔昌的画笔，这场无比壮观的大火场面才得以流传至今，由于火灾巨大的影响，该画多次被复制和翻印。

不过，身为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何以在这毁灭性的大火面前如此淡定呢？原来，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在河南岛上，与西关相隔珠江，大火无法波及。西关的怡和行馆也有幸避免了火灾，只被烧了一些货栈仓库，损失不大。同样因定居河南岛而避免被火灾吞噬大部分财产的，还有伍秉鉴的邻居——同孚行老板潘正炜一家。除了这两家福建籍富商外，大部分行商都因为集中在西关居住和办公，遭到火灾重创。

根据伍秉鉴事后给两广总督阮元的报告，1822 年火灾前，十三行实际上只有11 家在经营，受灾较小的5 家，其余严重受灾的6 家从此一蹶不振，其中就包括盈顺行老板、号称“毅兰堂”的谭家。人们为此编了童谣说：“火烧十三行，里海毅兰堂，一夜冇清光。”

十三行商人们已经“一夜冇清光”了，按理说，清政府应该加以抚恤，发钱赈灾，组织重建，减免税收。可是，时任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的阮元虽然在哲学、艺术方面具有骄人的才华，也曾经在政治、军事方面展现了相当的能力，但作为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忠实信奉者，他对十三行商人们没有半点好感。面对中外商人请求减免税收的申请书，他考虑再三才给新登基的道光皇帝上奏说，今年粤海关应收税款148 万余两白银，比嘉庆皇帝定的税额多63 万余两白银，其中出口税510055 两、各海口收费128593 两、船钞费182091 两都不能因火灾豁免或推迟缴纳，只有进口税664400 两可以酌情豁免或推迟缴纳。他建议，外国商人应缴的140243 两白银进口税可以全部免除， 十三行商人们应缴的524156 两白银进口税不能免除，应视各商行受灾轻重，让他们在以后的几年内分期补齐。道光皇帝当即准奏。

按照阮元的方案，十三行商人们不仅要自己解决店铺、仓库、货物被焚毁造成的一切亏损，而且要为已经不存在的大批出口商品缴纳全额出口税和相应费用，并为同样已经不复存在的、由自己承保的大批外国商品分期缴纳全额进口税，而外国商人则不用再缴纳这笔税款。乍看起来，阮元这简直是乘人之危，要把广东十三行往死里整。其实，他顾及的多半只是自己的官运而已。在广东十三行几乎被火灾完全摧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清朝全年国库收入的这一年，阮元为道光朝廷从广东十三行弄到了82 万余两白银，只比嘉庆皇帝定的正常税额少了3 万多两白银，而且还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再分期攫取52 万余两白银，道光皇帝怎能不对他赞赏有加呢？作为回报，道光皇帝很快让他兼任广东巡抚，他罕见地集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三大要职于一身，而且一干就是9 年，俨然新的“平南王”。对广东十三行来说， 这真是“道光道光，赔个精光”。

十三行夷馆及其广场

1822 年的大火还带来了一个看似不大却影响深远的后果。在作为外国商人旅馆和办公场所的十三行夷馆前面，有一大片广场，广场里种植着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也是升各国国旗的地方。为维护秩序，广场周围原先立有栅栏，只许粤海关官员、十三行职员和外国商人进入，普通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在大火中，栅栏被焚毁，由于阮元和他之后的广东官员反对，栅栏此后再未重建，导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广场，此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贩叫卖的新市场。不熟悉外国人的中国平民与外国人在这个广场上频繁零距离接触，不可避免引起了诸多冲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在各个租界大规模重建旧栅栏隔离华人，最终发展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耻。

本文摘自《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