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

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

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周恩来、叶剑英等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到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

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

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软禁的蒋介石收到了宋美龄的信，也写了回信。

在这个极度紧张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做了最坏打算，分别写了三封遗书，分别写给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和一封写给全国国民的呼吁，内容非常符合蒋介石一贯的风格而，其用意让人唏嘘。

蒋介石和宋美龄

12月13日 宋美龄写信给蒋介石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

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12月16日 蒋介石回信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

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

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

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但余妻切勿来陕。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分别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蒋介石和宋美龄

遗书一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

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

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

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

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中正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遗书二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

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遗书三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

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

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

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

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这三封情真意切的遗书，看似是一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对自己后世的安排，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一个丈夫、父亲对于妻子儿子的嘱托，多次提到了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而在张学良逼他抗日的西安事变中，高呼抗日，更是让人倍感意外。

自诩为传承孙中山先生思想的蒋介石，在危急时刻，似乎还是在以一个革命者自居，认为自己为正义而死死得其所，但而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他是一个搞政治的好手，却不是一个站在正义一边的人。

沧海桑田，如今中国的模样一定不是蒋介石所想的样子，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爱国之人，只不过他把国家当做他的私产，而非本该拥有他的广大人民。而这三封记录历史的遗书，也成为了近百年前中国历史留下的一个发人深思的印记。

【免责声明】文章来源为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删除内容或协商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