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对其评价最常见的一条是，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从谏如流。

相对于其他独断的帝王，李世民在虚心纳谏方面做得确实十分出色，但是，在太宗李世民认准的一些事情上，从谏如流往往成为一种表象，我行我素更彰显了太宗的个性。史书中记载了有关修缮洛阳宫和巡行九成宫的两则小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太宗如何将从谏如流与我行我素演绎的即冠冕又堂皇：

《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干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说：治理天下“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而陛下“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

对于张玄素的直言极谏，唐太宗当然很不高兴，但是没有发作，只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对于群臣在这件事上的沉默，太宗更是一语切中，谓之“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至此，太宗在如此语境下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被后人奉为千古名言。

还是有关修缮洛阳宫，《资治通鉴》卷193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了出来，说：“离乱甫尔，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

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

《新唐书·姚思廉传》记载：贞观六年初，九成宫修好后，太宗急欲巡行，著作郎姚思廉进谏说：“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事，非尧舜禹汤所为。”太宗解释说：“朕尝苦气疾，热即顿剧，岂为游赏者乎？”赐给姚思廉帛50匹。

还是有关巡行这件事，《大唐新语·极谏第三》记载：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说：“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同样予以表扬。不过，表扬归表扬，唐太宗还是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份浩浩荡荡地去了远在宝鸡的九成宫，一直在那里疗养到十月秋尽。

也就是说，在修缮洛阳宫及巡行九成宫这件事上，前后有四位大臣谏言，而太宗呢，表面上都是虚心采纳，并且给予进谏大臣表扬或升职奖励，但是，在行动上，太宗还是坚持践行自己内心的愿望，将我行我素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从上面的两则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就算他再有内心的道德追求，再有容人纳谏的雅量，也难以摆脱基于私欲之上的人性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又反过来会使其所标榜的道德追求变得口是心非。

在修缮洛阳宫及巡行九成宫这两件事上，太宗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风格，让我们管窥到太宗人性中矛盾、纠结乃至虚伪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