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励(资料照片)
黄励，1905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家境贫苦，7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和姐姐以帮人洗衣和做鞭炮为生。她幼年聪明好学，被舅舅视为掌上明珠，接去长沙益湘小学读书。母亲不愿她在舅父家久住，又把她接了回来。母亲见她悟性好，学习勤奋，决意送她继续深造，并得到舅父的支持和资助。小学毕业后她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选学缝纫。毕业后任教于一所小学，并坚持业余自学。1920年，她考取武昌中华大学文科。
五四运动后的武汉，新文化、新思想广为传播，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黄励来到中华大学后，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斗争实践，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女青年中，她以勇于斗争而著称于校。1925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由于她积极活动，抛头露面多，因而受到学校当局的注意。党组织决定送她去苏联学习，培养深造。10月，她秘密地来到上海，在一个深夜，登上一艘苏联货轮，启程前往苏联。
与黄励同行的男女青年有好几十名。他们经过日本门司港，于11月初抵达海参崴，然后乘火车去莫斯科。因为当时西伯利亚铁路设备十分落后，这段路程他们用了半个多月。
黄励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生活清苦，她并不在意，而是专心攻读，常以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和革命人民的期望自励。192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在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这给她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了机会。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有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人，黄励对他们非常尊敬，认为他们是党的优秀代表，是最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对革命作过大贡献的人；而对王明等凭借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势力，攻击和污蔑中共代表团的行为不满，认为这是搞宗派活动。她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代表团一边。1928年，她作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
1929年初，黄励和杨放之随邓中夏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会后，黄励和杨放之留在会议处工作，担任《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的编辑。黄励通宵达旦地伏案撰写文章，介绍中国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还经常应邀到学校、工厂去演讲、宣传。祖国如火如荼的斗争强烈吸引着她，为此，她和杨放之商量，主动提出了回国工作的申请。1931年9月，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10月，黄励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她到全国济难互济总会(简称互济会)任党团书记兼主任。互济会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烈士和坐牢的同志的家属。有的工厂也设了互济分会。这个机关表面上像个家庭，“家长”是朱姚老妈妈，朱晓云和黄励是老妈妈的“女儿”。其他成员还有互济会宣传部长罗俊、彭湃的儿子阿松。黄励是这个家庭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她尊老爱幼，团结同志，把朱老妈妈当成亲生母亲，把阿松看成亲弟弟，经常帮助阿松复习功课。
上海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黄励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群众，走访工人家庭，同工人家属们一起做饭、哄孩子、裁剪衣服，还向孩子们教唱自己编的歌谣。其中一首这样唱：“北风呼呼声怒嚎，手提饭篮往外跑，望一望工厂未到，哎哟，哎哟!望一望工厂未到!马路跑过两三条，两只腿脚跑酸了，去迟了，工厂关门了!哎哟，哎哟!今天的工钱罚掉了!”这些歌谣孩子们喜欢唱，大人也爱听，传播很广。正因为如此，工人们都愿意接近她，喜欢她，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难，甚至夫妻吵架，邻里不和，也来找她评理解决。
沪西区喜和纱厂的童工，大都是工头们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农村诱骗来的姑娘，她们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以上，下班后只能蹲在又黑又湿的屋里，不让外出，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黄励在日华纱厂的互济会工作时，了解到这些童工受资本家虐待的情况，她决心帮助这些小妹妹。她来到喜和纱厂，先在女工中做工作，劝那些大阿姐关心小阿妹的生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在附近办起了文化补习学校，这些女童工每晚可来校学习，由黄励教她们认字，给她们讲课，初步改变了童工们下班后就被关在黑屋子的情况。在黄励的影响下，进夜校学习的工人逐渐多起来。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喜和纱厂的女工们，走在支援第十九路军的前列，同其他日本工厂的工人一起，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从这次斗争中，黄励看到了自己播下的火种终于燃烧起来。
在互济会工作中，黄励和同志们一道，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在营救工作中，她主要通过互济会的会员，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家属亲友，联系社会知名人士；或聘请律师，由大家出面来保释被捕同志；她自己也到处奔走联系，想方设法；必要时还动员群众请愿，向当局施加压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1932年7月12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舞台戏院召开全省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但这次大会遭到军警特务的破坏和镇压，几十名代表被捕。黄励闻讯后，立即给济总会布置任务，四出宣传，并组织群众包围上海市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代表，最后迫使当局就范。
1932年秋冬之交，黄励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由于叛徒出卖及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她的处境十分危险。为此，党中央决定她去苏区工作。不料临行前，即4月25日上午11时，在西爱斯路住处，叛徒周光亚带着军警和法国巡捕逮捕了她。敌人搜遍了她的房间，据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警察局档案记载，只有“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黄励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审判官说她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是“欺骗”时，她无情地揭露：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又不敢公布，这不是欺骗?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当审判官叫叛徒周光亚出来指认，并粗暴地制止她对叛徒的痛骂时，她怒斥道：这是什么法庭?是保护坏人的罪恶机构。她高声宣布：要是我当法官，不但要审判这个叛徒，还要把你们这些甘当亡国奴的卖国贼监禁和判刑!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审判官慌忙念了一纸判决书：“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有廖平凡等人供认。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随后，黄励被带上手铐，在一个深夜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转送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宪兵司令部。
在宪兵司令部的女牢里，黄励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同志，其中有钱瑛、彭箴、夏之栩、何宝珍、谭国辅、熊天荆等。开始，看守所企图软化她，对她颇为“优待”，让她住单人牢房，不锁门，可以自由出入，还允许她看报。她就利用这种“优待”的方便，给战友们传递消息。她还做通了一名看守班长的工作。此人叫张良诚，原是个孤儿，黄励经过观察发现他思想进步，于是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使他逐渐同情革命，曾秘密地为政治犯送消息，传信件，甚至把某些人的叛变行为密告黄励。一次，他还给黄励送来陈赓托交的一张纸条和5元钱。这事被同牢的吴少妹告发了，宪兵司令谷正纲十分恼火，立即枪杀了张良诚，并加强了对黄励的看管。一些看守士兵背后议论黄励：共产党真厉害，她像水一样，哪里都流得进去。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哪天不杀人，可她就不在乎，照样唱歌、谈笑，照样宣传，连张良诚都受她的影响，愿意帮共产党做事了。
黄励在狱中那种无畏无惧、镇定自若的态度，大大地感染了周围的同志。大家关心她，询问她的案情情况，她总是幽默地回答：大概快了，快到雨花台了。她曾剪下一绺头发，请同牢的钱瑛转交自己的亲人，做好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
1933年7月5日凌晨，女看守小声地喊黄励的名字。黄励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她从容自若地穿好衣服，把已洗好的衣物分送给夏之栩、钱瑛等同志作纪念，然后唱起悲壮的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出牢门。在囚车上，她还对押送的士兵说：你们都是穷苦人，应该爱国。我是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所以被杀。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大家一齐起来斗争吧!
黄励牺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