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是篆刻的必读经典，也是必备的工具书，它是中国语言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写《说文解字》，许慎用了21年的时间，花费了半生心血。既然它关乎字形，而篆刻是关乎字形的艺术，那么熟悉《说文解字》当然也就关乎篆刻创作，因此通读《说文解字》是篆刻和文字学学科的基本功，了解它的字形根据也就非常重要。

我们解读《说文解字》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会注意到，汉字是由“六书”造字原则来构造的，而六书原则也是许慎解说汉字的基础。而实际上，“六书”这个汉字根本造字法则并不是许慎的首创，第一个提出“六书”的人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他是古文经学的开创人物。这个人很牛，他是刘邦四弟刘交的后裔，刘德之孙，刘向（就是《战国策》的作者）的儿子，他是古文经学的继承者，曾经跟父亲刘向编订《山海经》，他不仅在文字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世有“刘歆率”之称。

这中间有个概念：“古文经学”，那么，对应的就应当还有“今文经学”。这两个概念如何来的，说来话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焚书坑儒，甚至还颁布了“挟书令”（也称挟书律）。所谓的挟书令，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颁布民间有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者来族的法令，有藏有这些儒家经典的人就灭族，这是非常严酷的法令了，由此，儒家经典几乎绝迹。

到了西汉初年，汉惠帝废除了“挟书令”，这是儒家思想渐渐抬头的政策。到了文景之治之后，朝廷开始渐开献书之路，并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发掘古籍。到了汉武帝朝，干脆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为了使儒家的“六经”进一步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在朝中设立了“博士”官职，让知识分子整理这些经典。

搜求这些经典有两个来源：

1、汉人凭自己的记忆、靠背诵，靠口耳相传下来的，这些内容汉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比如《尚书》就是由“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春秋公羊传》是经过五世口传，汉代才用隶书写在竹帛上的。这些经典叫“今文经典”，书写用的是当代人的书法字体：隶书。

2、从地下或者墙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或者由民间藏家献出来的古本，这些挖出来或献出来的古本，是用先秦六国文字纪录的。称“古文经典”。这些经典大致有：（1）鲁恭王从孔子宅壁里挖出的《尚书》、《春秋》、《礼记》、《孝经》、《论语》；（2）北平侯张苍献的《左氏传》；（3）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其中包括《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4）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5）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我们看，其实这两种传本，本来只是记录文字的不同，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比如某个字在某段文字里因为为写法的不同产生的歧义，比如某段话背诵的话会与文献里有所区别等），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两个学术上的派别，大家对六经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各立师法，标榜门户。这导致六经有“古文本”和“今文本”的区别，西汉的200年间，一直是今文占统治地位，原因是记录者或其传人大多在世，这时候的古文经典多为秘藏，或者是民间私本，因为朝中未设博士，不列学官。到了西汉末年，就是上面提到的刘歆，他向皇帝建议将古文列入学官，今文学家们极力反对。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杂揉了今古文两派学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才算暂告结束。

注意一点：许慎是古文经典这一派一边的的，他所处的时代是东汉中叶，当时的古文经典派压倒今文经典派，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期，因此，许慎这个当时被誉为“五经无双的许叔重”才成为公认的古文学派大师，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说文解字》，也有机会在《说文解字》里看到许多某字古文的写法，这些写法，很有可能更接近远古创造汉字的人的想法。

（【老李刻堂】之295，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