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这样评价李鸿章，为李鸿章鸣不平。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其意为：天下只有庸人没有过错，也没有称誉。就是天下人都诽谤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一定是豪杰。为什么呢？评价者中，常人是大多数，而真正有见地者如凤毛麟角。以没有见识者去评论大人物，往往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因此说，誉满天下，未必不为好好先生。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大家，毕竟是大家，出手落笔，惊天地，泣鬼神，看来以道德立场出发来臧否是非，褒贬人物是史书通病。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看，清朝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晚清中兴三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皆是不世出之人物。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谓经典。 李鸿章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影响、左右中国政坛长达40多年。李鸿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务，二是外交，三是军事。而为国人之诟病，也是如此。洋务运动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外交上，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军事上甲午战争中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李鸿章在为曾国藩写的挽联中这样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以曾国藩的门生长自居，确实他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正如姜维是诸葛亮的传人一样，如果说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是一个成功者的话，而李鸿章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

这和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曾国藩有很大的不同，曾国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中以维护清朝政统和儒家道统为己任，是时也，中国板荡，太平天国无时不在威胁着清朝的政权。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已被剿灭，国内危机缓解，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稳定期，后世称之为虚假的“同光中兴”，而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却加深。客观上如此，在主观上，与他的学养、才器、作为一个大国、弱国的掌舵者尚很不相称。同时，人格也大大值得怀疑，有副对联这样说“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说李鸿章借洋务而中饱私囊。 李鸿章出访德国，有人比其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其实，李鸿章何曾可与俾斯麦相比，李鸿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国藩所说的“拼命做官“好汉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气，也无德皇对俾斯麦的器重机遇，清政府对汉族官员还是处处掣肘。 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收拾洪杨后，悲哀的认为，整个官场已经腐烂到底，同样，他的继任者李鸿章也不可能挑战规则，官场潜规则，无论办洋务、还是建海军，都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 所以把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灾难，归咎于一个人身上，这是很荒谬的，也许，从短期来看，历史人物的偶然行为会决定历史走向，但是归根结底是由公共意志决定的。 这种专制的政体决定了，除非倒掉、重来，否则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获得重生的。

洋务运动只是经济上的不完整的工业化，而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整个统治阶层并没有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和太平天国的教训，因此，注定了洋务运动这种官营式的企业不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潮流，这种致命性的政治缺陷，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种只学技术而不学制度与文化注定是要失败的。 晚清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到底应该不应该改革，到底怎么改革，整整讨论、拖延或者无动于衷四十年，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弊端。这种政体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拒绝任何既得利益的丧失，宁愿等死，也绝不改革。 而李鸿章只是专制政体的一个螺丝钉，一个机器而已，任何对他的拔高，或过誉，都是虚妄的，都是荒谬的。 清朝的政治只是中国封建的回光返照，虽然比明朝要好一些，在这种政体之下戕害的是一代代想有所作为者。在这种政体下，能爬上去，其人格、道德大大值得怀疑。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改革家，只是一个高级官僚而已，生逢民主革命的前夜，历史把他推上这个舞台，他粉墨登场，演出了一些话剧而已，仅此而已。 他没有商鞅的坚定，也没有王安石的勇气，也没有张居正的的手腕，他反对康梁变法，反对孙中山上书实行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项措施，用人上也不行，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把黄钟当瓦砾，严复和伊藤博文在英国留学时，是同学，严复比伊藤博文学习还要好一些，但是二者的机遇却差若天渊，伊藤博文归国后领导了明治维新，而严复归国郁郁不得志，只好重走科举之路。 正如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自己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确实是神伤之语。 从专制政体的用人来看，奴性是一个人能否有所用场的先决条件，如此政治，中国焉能不败。

而李鸿章死了之后三十年，日本大举入寇，这即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之演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不能真正发奋图强的结果。 历史不注重是非，而注重因果，因为历史的发展从长久来看是一根链条。 李鸿章死之后三十年，他的一个小外甥女，在上海滩年纪轻轻而走红，他就是张爱玲，他的小说有一种失落贵族病态的、畸形的、冷艳的美，最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孤独寂寞的死去。 李鸿章死之后一百年，他的小外甥女张爱玲的作品风靡大陆，有人研究张爱玲据说还成为大家，我倒是记得在全民抗战，亡国灭种之时，他的小外甥女毫无民族大义，龟缩在上海写他的小说，并且很自豪的劝导年轻人说，出名要趁早啊！并且与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汉奸文人胡兰成短暂的结为夫妻。 张爱玲的自私与冷酷，是不是有他外曾祖父的遗传基因，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