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当政期间，大汉王朝的军队不但将匈奴人赶到了漠北，更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出击，东平朝鲜、南讨两越、击败西羌、凿空西域。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时代，看到的是一个大国崛起的雄伟姿态，认为当时国内百姓的生活一定是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来看史料的记载。

在《汉书》中，班固对汉武帝时期社会状况的描述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宣帝时的长信少府夏侯胜则称汉武帝时代是“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东汉时期医学家皇甫谧更是在其《帝王世纪》中直言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地广万里，天下之众亦减半矣”。

我们且不管人口减少这个数据是多了还是少了，减少是肯定的。问题的重点是，在后人眼中如此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治下，在一个极为重视人口繁衍的农耕社会中，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人口不但没有正常递增，反倒大量的减少。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

那么这种人口锐减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当其冲的一个原因就是战争，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可以说汉武帝是穷尽了国力在进行。汉武帝在执政的54年时间里，史料记载有对外用兵的年份就超过了30年。在这三十年里，大汉王朝究竟投入了多少兵力，又伤亡了多少，确切的数字我们几乎无从追寻，但可以从某一战役来个管中窥豹。

比如著名的漠北大战，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人马大败匈奴，《汉书》记载说：“（汉军）死者数万人”；持续三年，两度出兵征伐的汗血宝马战争，死伤兵卒在十万以上；大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最后一役，七万汉军全军覆灭等等。另外还有后勤补给过程中的人员损耗，所以说，只要是战争，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大锐减。

北击匈奴，是时代赋予汉武帝的一个宏大命题，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着实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和能力。然而拥有三千多万人口，在“文景时期”积累了雄厚国家实力的汉武帝，面对只有150万人口的匈奴，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得不偿失。

接下来的一个因素是天灾。

据史料的记载，汉武帝时期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就多达43次。比如公元前134年，黄河就发生了决口，由于一直在对匈奴作战，一直到24年后才成功堵口。此次黄河决口所造成的局面是“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

到了汉武帝执政后期，自然灾害更是频繁：元封年间就发生了大旱灾，一直持续了整整四年，史料记载“民多暍死”；还有元封至太初年间，又发生了持续四年的蝗灾，从关东一直到敦煌等等。正是由于天灾频发，汉武帝后来将年号改为了“天汉”，是有祈雨之意。

然而，不管是天汉、太始，亦或是征和年间，汉朝的百姓所面对的仍旧是连年旱灾，之后又是连年蝗灾。因此，史书中有汉武帝时代频现“人相食”的记录。

再接下来的一个因素就是人祸。

当时的百姓除了要面对战争和天灾之外，还需要面对汉武大帝的屠刀。当时严刑酷法，频繁兴起各种大狱，由巫蛊、削藩等大案所引起的大屠杀，动不动就是数万人。

比如淮南王刘安一案，史书记载便有“党与死者数万人”；卫太子的“巫盅之祸”中，仅太子发兵和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城时，死者便有数万人，再加上后来被汉武帝所诛杀的太子党人、陷害太子的奸党等以各种方式被牵连者，前后死于该事件之下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有二十万的说法。

最后一个就是重税。

汉武帝晚年，由于长年对外用兵，更由于大搞封禅、巡游无度、修筑豪华宫殿等等，结果导致国库空虚，最后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民间榨取财富。有朋友认为这些钱财是取之有道，大多是从达官显贵手中获取，可事实并非如此，盐铁的专营、平准均输等国家垄断一切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的残酷打击，其最终成本都会均摊到社会的每个人头上。

再来说每个人都要缴纳的“人头税”。汉武帝时期将这一标准提高了，向成年人征收的赋税从40钱增加到了120钱，向未成年人征收的则从20钱增加到了23钱，幅度看似不大，但征收年龄提前到了三岁，以至于很多贫困家庭生了孩子就杀掉。

在汉武帝执政的后期，百姓大量破产呢流亡，齐、楚、燕、赵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辉煌需要以全体国民的牺牲为代价，付出一半国人的性命来换取，那这种辉煌对于个人来说，又有何价值和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