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者昌：弱曹操为何能在官渡之战中战胜强袁绍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讲的的谋士与权谋，是世界上任何一本书也无法与之相比的。而其中的许多谋士所运用的权谋，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三国时期的谋士，不同于当今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一类部属；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一类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其更接近于现代各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囊”，是进行重要战略决策，实施大政方针转变时，为领导人提供各种可行性方案，供其决断的高级辅佐人才。

高明的领导，必有优秀的谋士辅佐；而才智出众的谋士，也必须要碰到赏识他，信任他的领导，才能施展才华，发挥作用。若是好谋士遇到了一个昏君或庸君，那就要白白浪费青春，消耗生命了。不然，怎么会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这句名言呢？！在《三国演义》中，袁绍是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地盘上都要比曹操强得多的一方诸侯，而且在他帐下还拥有极有智慧、极有韬略的众多谋士。但是，由于他刚愎自用，气量狭小，怀疑猜忌，优柔寡断，结果，败在了比他弱势很多曹孟德手下。

也许是受罗贯中影响太深的缘故，从个人品德上来看，我并不喜欢曹操这个人，常常称之为奸雄。但是，你却不得不佩服，曹孟德识人用人的敏锐与大度。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了。他用人讲求“惟才是举”，“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所以，大批人才被网罗到了曹操的周围。正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了人才优势，并且又给人才创造了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曹孟德与袁本初的官渡之战，是决定其能否立足天下的最大考验。在双方战事相持不下之际，曹操也动摇过；因为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故欲弃官渡而退回许昌。正迟疑不决时，曹孟德派人问计于留守许昌的荀彧，这位谋士回书献策曰：“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其意为，主公以弱战强，扼守咽喉要地，使袁绍不能前进，眼见其业己精疲力竭，其内部必有变数。此正是用奇谋之时，万不可心生动摇，错失良机，功亏一篑。果然不久，袁绍内部生变，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并献计火烧袁绍的乌巢粮仓，最终导致袁本初败亡。官渡大捷后，曹孟德向皇帝上表，为荀彧请功。

其实，在官渡之战中，袁本初除了实力、地盘都要比曹孟德强得多以外，其麾下谋士也并不比曹孟德少，像许攸、田丰、沮授、审配、郭图等，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官渡之战，说穿了，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拉帮结派，纷争倾轧。结果，本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麾下谋士的高明对策。

另一位为曹操立下大功的谋士是年轻的郭嘉。袁绍败亡后，其子袁熙、袁尚西逃乌桓。郭嘉力主乘胜追击，统一北方。当时，曹操的部下对郭嘉的主张，颇有争议。认为应挥师南下，以图荆州刘表；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有刘表袭击之虞。这种忧虑，可以说也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郭嘉却敢悖众之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而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只有曹操这样的枭雄才会赏识。恰恰是这样超越常人的谋略，使曹军西征大获全胜，一举平定统一了北方。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于西征途中，曹操悲痛欲绝，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其情也真。

三国时期，像荀彧、郭嘉这样有远谋深虑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才有。其实在袁绍麾下，也曾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袁本初恰恰是败在了不会使用谋士上面。

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能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要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这就需要有会用人才的曹操式的决策者。所以，韩愈会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会识人，才能得人；若不会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