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有一件世界知名的大事叫敦刻尔克大撤退。

英法联军通过这次艰难的撤退挽救了大量的人力和部队，为后期反扑德军留下了火苗。

而实际上，在远离欧洲大陆的中国宜昌，也同样上演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相比于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无论是从难度、还是重要程度上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比敦刻尔克更艰难的是——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统一指挥完成的。

而宜昌大撤退的成功却几乎全部依靠于一个商人。

他凭着一颗拳拳爱国心，以几乎耗尽自己身家的代价力挽狂澜。

他叫卢作孚。

与那些仅靠拥有财富而成名的企业家相比，他的名字更应该被铭记。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当年年底，南京沦陷。

国民政府的机关、部队、兵工厂，以及大量的逃难人群都沿着长江向上游撤退。

武汉，成为这些机构和人群的落脚点，是当时实际上的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

到了1938年，日本进攻武汉，武汉会战全面展开。

当年10月份，武汉的情况急转直下，即将失守。

这时，离武汉只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从武汉、南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常州等撤退而来的众多人员都聚集在这里等待入川。

这些人大部分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公务员等中国各界的精英。

此外，国内大部分的兵工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等设备也全部转移到了宜昌。

如果这些人员和设备不能顺利运送到重庆，对中国抗日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但当时面对的交通运输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

飞机少得可怜，除了运送一些高层领导外无济于事。

火车线路被日军轰炸的七零八落，根本无法正常展开运输。

公路运输路途遥远，没法直接入川。

因此，去往重庆的唯一通路就只剩下了长江水道。

不过，水路不是你想走，想走就能走。

走水路也面临着几个重大的困难——

一是日本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前线失利战报不断，人们因为恐慌导致秩序混乱。

二是当时距离河道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运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起航。

三是当时运输船只奇缺，以当时船只的运力计算，要把这些人员和物资运送到重庆，至少需要1年时间。

人满为患的宜昌码头

时势造英雄，种种的历史机遇汇集到一起，把卢作孚推倒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卢作孚，是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

他从1925年开始创业。

经过10余年的经营，把民生打造成宜昌到重庆航线上最大的轮船公司。

当时，能够穿越三峡的轮船非常少。

除了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可以穿行。

而外国轮船在此时却还标榜“中立”，拒绝搭载军用物资。

撤退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卢作孚一个人的身上。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卢作孚火速赶往宜昌进行指挥。

指挥撤退的卢作孚

他亲赴各个码头检查，把每条船只的性能、运载量、运行情况进行了了解。

然后，他又来到轮船公司，将那些来自各单位想要走关系的人们劝退。

并向各单位保证，40天内运完在宜昌所有的物资，安抚住人们的情绪。

接下来，卢作孚连夜召集公司员工开会，制定出了40天内运完撤退人员和物资的详细安排——

首先是将客运舱的铺位一律改为座票，这种做法能提高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与此同时，卢作孚并没有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反而是降低收费，自掏腰包让撤退能够顺利进行。

他对所有公教人员实行半费，战区儿童免费。

所有的货物则只收取平时十分之一的费用。

而且，为了防止出现“走后门”的状况。卢作孚规定所有轮船、码头都只听他一个人调遣。

人员和物资的转运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定执行。

为了搬卸方便，他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并且征用了民间的普通木船上千艘，便于运载轻型物资。

运送物资的木船

除了在运载方面进行了改变，卢作孚对航线也进行了调整。

他根据各个船只的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依据。

把宜昌到重庆的线路分成了三段。

每段安排不同的船只运送，这极大地增进了运送的效率。

一些重要的物资，则由宜昌直接运往重庆。

而回程途中则载满奔赴前线的士兵。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生死时速开始上演。

装满物资的民生轮船

10月27日，武汉全部沦陷，日军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宜昌。

宜昌到重庆的航程近千公里，险滩数百处。

敌机不断在运输沿线上进行轰炸。

每天，民生公司的船队都有损失；

每天，民生公司的员工都有牺牲。

就连卢作孚都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在这样的硝烟和炮火中，时间终于来到了1938年的12月。

此时，江水低落。之前喧闹的宜昌城已经完全安静下来。

经过40天的苦战，奇迹真的发生了。

原来堆满器材、挤满人流的码头已经空空如也。

在这次大撤退的运输中，民生公司以损失轮船16艘，牺牲员工116名的代价，运送出部队、伤兵、难民等人员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

抢运出的单位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等等等。

这些工厂、设备和人员很快在西南建立起了新的工业区。

其中尤以兵工、炼钢等产业为重。

可以说，卢作孚凭借一己之力保住了中国的工业命脉。

为日后的反扑留下了希望。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他们是——

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也说过——

我特别尊敬卢作孚，但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卢作孚。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力挽狂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卢作孚选择了历史。

在面对血与火的考验时，他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什么是英雄？

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