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素白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经过几次对东北军作战的胜利，尤其是直罗镇大捷，使得东北军发生动摇，并且无意中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并于1936年4月9日晚九点在延安城内张学良和周恩来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停战协定、通商和经济往来以及抗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交换了意见，并且初步达成了某些共识。

在次会谈之后，张学良与中共走的越来越近，其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从第一次会谈时对蒋的犹豫和信任使得他对“抗日反蒋”这一口号非常反感。但是在四月底他就开始“联俄联共”，着手反蒋的酝酿。而在6月中旬，张的态度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向刘鼎询问有关共产党的知识，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由于张学良的转变，中共在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并且应张学良的请求，周恩来同张学良在5月12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延安会谈，其中便提到了东北军与红军进行“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中心内容是“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这是第二次延安会谈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结果。

本来毛泽东5月8日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口号，其主要的设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进行联合，连接宁夏和甘肃北部，同时接通新疆和蒙古，从而打开与苏联的道路，接受苏联的援助。这一设想因为张学良的快速转变有望变成现实。双方在会谈之后，开始付诸实施。

“西北发起”决定之后，6月初，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分道扬镳，组织抗日革命军，并且向湖南进军。南方的变化使得中共以及张学良十分振奋，一旦西北在此之后再揭起反蒋抗日的大旗，那么蒋介石的统治将变得岌岌可危，从而分崩离析。中共此时甚至向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发电报称“中共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为了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发动的时间提前至8-9月。

局势的变化出人意料，在两广事变之后，西北方面红军又取得了之前态度暧昧的杨虎城的明确支持。而其他地方的军阀也与共产党暗通消息，包括华北一带的宋哲元，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地方实力派都向红军靠拢，形势朝着利于中共的大好局面发展。鉴于以上情况，“西北大联合”此时处于一个引弦待发的阶段

处在陕北陇东这些偏远地区的红军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呢？其原因并不是红军的实力，相反此时的红军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强敌环伺四周，粮食以及物资严重匮乏，这些地方实力派同红军接触的根本原因是看中了红军背后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其实中共以及张学良都明白，他们联合所赖以成功的资本是苏联的援助，红军本来同蒋介石政府势同水火，张学良一旦公开反蒋，南京方面自然会断绝对东北军所有的补给。贫瘠的西北地区是无法为双方三十万人马提供足够的支持的，所以打通与苏联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红军和东北军加紧“西北大联合”的计划时，意想不到的意外来了，使得中共中央完全改变了之前的计划。这个“意外”便是来自共产国际8月15日的一封电报。其中包含以下三点指示：

一，批评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反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同时蒋介石和他的势力并不是全部亲日的，中国的抗战需要中国最有实力的人参加。而且红军同时对付蒋介石和日本是不可能的。

二，批评中共中央支持国内的反蒋运动，并且强调不能相信张学良。苏联人的意见是张的出身和他的反动性很有可能将中共出卖，断送中共的革命力量。他并不是可靠地盟友。

三，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准备停止苏维埃制度，谋求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了抵御日本的入侵，中共应该发声并且做出让步，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

苏联的这一指示来得既突然又不同寻常，一改往前的态度，甚至在建立苏维埃制度这样的问题作出让步使得中共的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在苏联方面，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方面仍然是非常不成熟的，他们在对待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从而政策的转变晚了两三年的时间。蒋介石已经将中国四分之三的力量掌握，从而共产党应该主动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能让蒋介石把全国统一的资本全都捞到手里。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意见，但是联合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明显的。这使得中共方面犯了难，但是此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必须遵从的，中共派遣潘松年向张学良解释苏联的指示以及中共的困难，之前旗帜鲜明的反蒋抗日也转向“逼蒋抗日”了。“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