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诺曼人简史》，作者:[英]莉奥尼·V·希克斯，译者：陈友勋，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长篇累牍地讨论研究为何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踏上那条艰苦、危险，并且很多时候还会带来性命之忧的东进之旅，朝着耶路撒冷和宗教圣地前进。几乎没人会相信这么复杂的一场现象用单一的原因就可以解释清楚。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早期，西方社会的世俗本质让一些学者怀疑那些十字军战士是否对宗教具有虔诚态度。比如约翰·弗朗斯（John France）就认为，十字军战士身上具有的宗教虔诚比不上他们对土地、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的渴求，而这些东西在当时西欧盛行的贵族权力和恩惠施舍的社会框架中是不可能获得的。其他学者，特别是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 Smith），仔细分析了史书和宪章之后，强调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许多十字军战士身上的确具有虔诚和宗教热情。虽然西欧人民心里都对耶路撒冷十分熟悉，但距它毕竟路途遥远，中间还得穿过不太友好的异族领地。因此，当这些十字军战士带着圣战的想法出发时，他们先要给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提供装备，为一旦进入穆斯林主宰的区域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这样，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一件花费昂贵的事业——很多时候，其参与者只得变卖或抵押土地才能凑齐出征的资本——所以，如果他们主要是怀着获取财富和土地的心理去参加这场运动，那么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极大的赌博活动了。

教皇乌尔班二世

不过，十字军战士仍会在宗教虔诚和渴望财富的两种选择之间感到十分纠结。这一点通过博希蒙德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两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不同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第一个诺曼妻子阿尔贝拉达（Alberada）所生的儿子。后来，罗伯特又娶了伦巴第公主斯克尔格塔，他们的儿子罗杰·博尔萨成为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领土的继承人。这就相当于博希蒙德被剥夺了继承权。于是，博希蒙德只能遵循先例，特别是像他的父亲以及几个叔叔一样，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在1095年发动十字军运动之前，罗伯特和博希蒙德已经对拜占庭人发动了好几场战争，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地盘扩张到亚得里亚海对岸，但这些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诺曼人的领土似乎注定只能扩张到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渴望开创自己一番事业的博希蒙德而言，参加十字军的号召来得恰逢其时。

博希蒙德

根据《法兰克的故事》一书的描述，博希蒙德是在围攻阿马尔菲（Amalfi）的时候听说了教皇的号召，他对参加十字军的行为应该是进行了深思熟虑，可能还经过精心安排。作为对参战的回应，博希蒙德拿来他最好的斗篷，将其用十字架的形状切成很多份，然后分发给自己的随从。接着他离开围城部队，集结自己的队伍，向东航行，朝着拜占庭帝国前进。当时，亚历克修斯皇帝对所有这些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西方史料中这样称呼十字军战士）心怀疑虑，不清楚他们的到来是否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帝国的领土安全。根据后来安娜·康内娜给自己的父皇所写的传记记载，亚历克修斯对十字军战士的到来怀有戒心，特别是考虑到其中还有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因为这些人曾积极地向他开战。人们认为安娜的传记写于12世纪中期，虽然她欣赏博希蒙德健壮的体格，但总体上对诺曼人持否定的态度。显然，诺曼人先前在拜占庭帝国的活动让当时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史料都提到，亚历克修斯曾急于要求十字军首领们向他发誓：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任何领土，比如叙利亚等，被他们夺取之后，新的统治者必须忠于自己。换句话说，亚历克修斯希望限制十字军战士在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地盘上建立独立政权的范围。据《法兰克的故事》的作者记载，为了拿到安条克以外的土地，博希蒙德像其他十字军首领一样，向亚历克修斯宣誓效忠。对此，作者在书中提出这样的疑问：“但这些英勇坚定的战士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后来发生的历史证明，如果博希蒙德当时真的发过这样的誓言，他也肯定没有恪守自己的誓言。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古人的真实想法，但短期之内，十字军战士还需要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支持，因此任何这样的宣誓肯定都只是权宜之计。

在通过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整个行军过程之中，博希蒙德，以及其他一些诺曼人，其中包括坦克雷德、罗伯特·柯索斯（“征服者”威廉的长子，后来也成为诺曼底公爵），在各种军事行动中，都取得了不错的表现。但十字军战士在安条克遭遇了一场危机。一开始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后来却发现自己反而陷入了前来救援的穆斯林士兵的包围之中。安条克固若金汤，既有人造堡垒，又有险要地形， 其中还有一座城堡高高地矗立在奥龙特斯河（Orontes）上游的土丘之上。在围攻这座城市的时候，十字军战士陷入了困境。这个攻城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博希蒙德成功地说服了一个守城士兵（《法兰克的故事》记载他名为菲鲁兹），叫他放下一些梯子，从而让十字军战士爬了进去。博希蒙德曾告诉其他十字军首领，说只要他们听从他的指挥，他就能拿出攻城的方法。但这些十字军首领不但防备着穆斯林士兵，而且彼此之间也一直在密切监督，严防部队中有人变得过于强大。于是，由谁来 统治安条克这个战略要地，就成了一个重要且棘手问题。十字军首领们最初拒绝了博希蒙德的建议。但博希蒙德坚持要他们执行自己的行动计划，并在晚上的时候，让菲鲁兹把十字军战士放进了这座坚固之城。十字军战士刚刚进城，就反被一群穆斯林援军包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最终脱困。据史料记载，他们当时获得了一群由圣者组成的灵军的帮助，但脱困之后已经饥饿难当，可能还处于半疯狂状态。而博希蒙德就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十字军，不再前往耶路撒冷。但他绝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些十字军首领，包括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娶了“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德拉为妻），在围困安条克的战役中也逃跑了，其中，布洛涅伯爵鲍德温（Baldwin）还成为埃德萨（Edessa）的统治者。于是，在攻占安条克之后，博希蒙德获得了他一直追求的土地，并建立了安条克公国。

但坦克雷德和博希蒙德不一样，他选择继续前进，并在围攻和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描写十字军东征的人是《法兰克的故事》的匿名作者，但他很可能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这在当时的编年史家中可很罕见。此人本是博希蒙德的手下，不过后来改为投奔坦克雷德，因为在他看来，坦克雷德决心实现十字军战士的誓言，是一个更值得追随的首领。但在那个时候，坦克雷德由于把钱用光了，已经加入了图卢兹伯爵雷蒙德（Raymond）的部队。我们手里还有一份资料，是由卡昂的拉尔夫（Ralph of Caen）在事情发生之后的某个时期创作的，其中详细记载了坦克雷德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事迹。拉尔夫描绘的坦克雷德是一个虔诚的年轻贵族，这一点和他贪婪的叔叔博希蒙德形成鲜明对比。据他记载，作为一个年轻人，坦克雷德为基督精神与军事行为的要求彼此冲突而深感苦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醒的灵魂让他发现了问题，并使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似乎他的军事生涯和上帝的要求正好相悖。上帝告诉我们：一个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当把右脸也给他打。但人世间的军事原则是：即使亲人侵犯了自己也不可饶恕。

于是他在书中通过坦克雷德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是杀人如麻的英勇骑士？但十字军东征就给他们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历史学家认为十字军东征给虔诚的世人提供了机会，因为他们虽然不适合神职工作，但却渴望自我拯救。在教会看来，十字军东征让这些人可以用自己的军事能力为上帝服务。坦克雷德，至少在拉尔夫的记载中，就这样成了具有基督教精神的骑士代表。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围攻并占领耶路撒冷时采取极为残忍的暴力行为甚至杀人放火，但他的事迹的确反映了人们参加十字军东征出自不同的原因，并且在东征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坦克雷德参加十字军东征也并非没有获得物质回报，因为他后来实际上继承了他叔叔在安条克的领土。

诺曼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问题引发了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尤其是罗伯特·柯索、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带领的部队在多大程度上带有可以辨别的诺曼人特征，而不是把他们仅仅看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法兰克”十字军部队？这个问题将在第七章中进行详细探讨。但在这儿，有必要考虑一下安条克是否具有诺曼人社会的特征。艾伦·默里（Alan Murray）在作品中使用了“群体学分析法”（prosopographical methods），即通过研究名字的变化，来评价诺曼的安条克实际上到底具有多少诺曼人特征，他的这种研究应当对我们在此的讨论有借鉴作用。 在这之前，莱昂- 罗伯特·梅纳热（Léon-Robert Ménager）也曾进行过相关的考察，但他没有联系法兰克王国的其他地方，而是单独考察迁徙到意大利南部多远的距离能够被认为是带有诺曼人的特征。于是艾伦·默里在自己的书中就借用了梅纳热所考察的诺曼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诺曼底名字源研究学（地名）、姓氏、源于父名的姓或名字；描述人们的种族区别时使用的“诺曼表达”；最后还包括描述特定个体是否具有诺曼起源的判断标准。对于意大利南部，梅纳热研究宪章证据时发现：在移民的起初阶段，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到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是来自于诺曼底。默里的研究揭示安条克完全不具备最后两个特征：那里的人们并未被描述成诺曼人或具有诺曼起源。此外，文献中很少发现有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从维京人出现在塞纳河谷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中间已经相隔200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诺曼人，特别是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长时间受法兰克人命名习惯的影响，因此在11世纪之后，他们与诺曼底的联系肯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这很可能导致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越来越少。但由于许多诺曼地名和法语地名相似，因此很难准确判断某人到底来自何处。这个事实让地名字源研究变得复杂起来。默里以苏尔德瓦家族（Sourdeval）作为例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个地名来源于法兰克芝什省的“Sourdeval-la-Barre”，而不是许多也叫作苏尔德瓦的其他某个地方。我们的确知道安条克公国最初的四位统治者都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后裔。他们分别是：博希蒙德、坦克雷德、萨勒诺的罗杰——后者是普瑞恩瑟培特的理查德（Richard of the principate）之子（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侄子、“铁臂”威廉的儿子）——最后一位是博希蒙德的儿子，也叫博希蒙德。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安条克继承人的血统，而非种族，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种族的相对次要性也在安条克的管理方式中反映出来。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当地的王室管理官类似于诺曼贵族家庭的管理人员，但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遇到的是安条克城市，其中的人口种族背景复杂。为了进行有效统治，诺曼人需要采取一种能够适应这种背景的治理措施，特别是使用了一些从拜占庭帝国衍变下来的管理方式。拜占庭帝国是帮助我们理解安条克公国发展情况的关键所在。安条克以前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历克修斯和后来的统治者们急于通过把以前的领土重新收归自己统治之下，从而确定自己可以从十字军战士的活动中谋利。事实上，安条克分别在1137年、1145年和1158至1159年被迫接受拜占庭的霸权统治。因此，建立和管理安条克公国应当放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考察。这就修正了以前人们认为安条克公国主要是诺曼人建立起来的看法。比如，哈斯金斯，一名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诺曼历史学家，在著作中认为安条克就制度和统治而言，具有鲜明的诺曼特征；只是这种特征持续的时间短暂，在坦克雷德死后就消失不见了。而道格拉斯主要研究的是诺曼人迁徙过程的军事方面，他认为安条克是由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完成的“第三次诺曼征服”（third Norman conquest）。由于有了前面的证据，我们很难接受道格拉斯的这个观点，甚至也不能接受哈斯金斯的说法。

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征服以及安条克公国的建立，让诺曼人得以向南和向东挺进，进一步远离了曾经殖民诺曼底的祖先们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家园。如果要把欧洲一个地方的诺曼人和另一个地方的诺曼人进行对比，那么诺曼人在意大利的活动可以和他们最初在诺曼底的殖民行为进行比较。他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政治关系足够复杂、社会结构足够分裂的地方，可以充分利用，开疆拓土，并最终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就统计数字而言，意大利南部诺曼移民数量不足几千人，并且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来到这里。正如梅纳热指出的那样，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不是来自于诺曼底，而是来自于法兰克地区。 因此，不管是西西里王国还是安条克公国，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诺曼人的特征，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梅特卡夫和保罗·奥德菲尔德（Paul Oldfield）都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种说法把历史学家引入了一个以西欧范式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并且忽略了它和以前社会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还由于把“诺曼特征”置于其他标识符之前，从而带上了扬此抑彼的危险。

作者：[英]莉奥尼·V·希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