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的治乱观

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哲学家。

鲁迅先生说过:“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见

记载仲长统说过的话,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并非有什么“天命”的天子人物出现而使然,却是人以角智、角力而取得天下,也就是通过战争决定胜负而取得天下。至于历代兴亡的史实,他总结出大抵经过三个阶段,即兴起、保守和没落。这一过程都是人为的,而非天意的。兴起是由于胜利、振作有为;保守是由于坐享其成而形成骄奢淫逸,不思进取以形成不稳:没落则由于发展到腐化而残民以逞,终于引起人民反抗而被推翻。一般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没落衰亡,都由于达到了“熬天下之脂膏,鄧生人之骨髓”的程度而激起大变大乱。他悲观地感到“乱世”的时间长而治世的时间短,他屈指一算,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东汉时代,不禁叹息说:“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见《昌言·理乱篇>)

仲长统看到乱之所以起,土地大量兼并是一大原因,他认为“分田无限”,造成豪强地主的无穷剥削而促使贫富对立达到极端,就形成了动乱。因此他主张限制土地兼并。这是仲长统为封建统治者献策的呼声。

因为仲长统追随曹操,参与军政,他们之间在思想上也就互有影响。曹操吸引人才有他考虑的标准,他在建安十五年、二十二年都曾下令求才,又于十九年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特别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曹操曾下令说：

“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求才甚至放宽了尺度:“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史,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连“不仁不孝”的人才都不轻易放过,这是曹操录用微贱的人做官吏而企图冲淡士族势力的一种策略。仲长统所持的伦理道德观显然有和曹操相通之点。仲长统对“孝道”(愚孝)也不以为然,他说:“父母怨各人不以正,已审其不然,可违而不报也;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从也;父母欲奢泰侈靡,以适心快意,可违而不许也;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为之,可违而学也;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之,可违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见《群书治要》引)

仲长统提出对父母的六可违,简直是和孔孟说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孝子”一套相对立,仲长统反对愚孝,而提出新的伦理观点,和曹操汲引“不仁不孝”的人才而见诸明令,也是对“用人唯贤”的传统的挑战。鲁迅先生对曹操的求才令也认为“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