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储君是帝国制度中最微妙的一个位置。按照中国的传统，立为太子，即为储君，此时的太子离皇位仅一步之遥。但是，皇帝对于太子的态度是往往相当矛盾的。

一方面，太子是皇帝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太子又绝对的皇权的最大威胁。为什么呢？各位想一想，太子是干吗的，是预备皇帝。一把手干得好好的，却有一个人在皇位下虎视眈眈。只要皇帝出了任何意外，他就要接替你，成为帝国的主宰。虽然有父子血缘，但跟一整个帝国的利益比起来，亲情终究没那么可靠。

除了皇家，利益圈子还有朝廷的大臣们。皇帝为什么警惕大臣的站队问题？一方面固然是对太子有本能的警惕，更主要的是怕这些唯利是图的大臣们撺掇太子心怀不轨。于是，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而言，是极度危险的一道关口，历史上很多权势极大的朝臣，都倒在了立储这事上。觉得在这道关口上走得最漂亮的，要数北宋的寇老西儿。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匡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

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

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选定的一定是最合适。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听完气顺了很多，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倚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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