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海边的渔夫》（Fisherman on the Beach），1882年，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
八十年代，我在纽约弄到一幅小画的印刷品，喜欢极了，配了框子，挂起来看—大家认得出是谁画的吗？
我经常更换墙上挂的画，可是这幅画挂了三十年了，还在那里，每次看，都会心里叹气，可是我说不出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小混蛋站在海边，脸上的五官一笔给抹掉了，肯定给作者事先画砸了，上身、裤腿、鞋子，都画得歪歪扭扭，可是整幅画真是有味道。
1993年刘小东来纽约，博物馆许多名作，他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刘小东懂画，他在我家墙上瞧见这幅画，看了好久，脸色痛苦，忽然声音软下来，轻轻地说：
“我操！画得太好了！”
这幅画画于1883年，那时，作者学画才几年，完全是初学者的涂抹，之后他又画了七年，1890年，他就死了。死后，他开始有名，变成人人知道的梵高。
梵高早就想象他会扬名天下，他给弟弟信里放狂话，说：“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梵高的发音。”
13岁时的梵高，1866年
梵高的名字，发音是有点难，准确地说，应该带一声轻轻的尾音：“霍”，是“梵谷霍”。中学时代教我画画的老师章明炎先生，早先是刘海粟的学生，刘海粟留学回来讲起欧洲名师，喜欢用法国发音，“劈嘎索”，不念“毕加索”，“劈萨罗”，不念“毕沙罗”......现在翻译语音都被统一了，不好玩了。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广场有一座梵高美术馆，不远处就是皇家美术馆，藏着伦勃朗的大画—说来感慨，我们这里绝对不可能在国家首都的市中心，拨地拨款，兴建一位画家的美术馆—梵高美术馆有一幅他的名画，画一棵树上开满花，后面是蓝天。读了说明，才知道是他弟弟生孩子，哥哥特意画这幅画，算是礼物。
这个心地善良的疯子啊，我读着读着，眼泪流下来。
说起梵高，总是向日葵呀，鸢尾花呀，天上好几个太阳呀，割了耳朵的自画像呀，还有麦田和乌鸦……他早期最被关注的，只有一幅画，就是《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大人物，大艺术家，都会被历史简化。上次说过，请注意早期作品。每个大师的早期作品，都应该重新看看。
在荷兰乡下一片树林子里，藏着另一座梵高美术馆。据说梵高刚死，就有一位荷兰阔妇人买下两百多幅，日后建了这座美术馆。前几年这座美术馆出了两本画册，一本黄封面，是梵高到巴黎后的油画，一本蓝封面，是梵高在荷兰的作品。画册全是荷兰语，我看不懂，可是终于看到了大量梵高早期的素描和水彩画，十分之七从没见过。我真后悔没多买一本，把喜欢的素描裁下来，配上框子，经常看。
梵高《身体弯曲的女人》（Bent Figure of Woman）,1882年，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
这些初习的素描，我以为比他著名的画更耐看。为什么呢？真是麻烦：绘画的神品，你没办法，也没有言辞可以形容的，连画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画出来。梵高，可能是画家里有史以来最憨的憨人。一个憨人初习画画，只会更憨。他一辈子的风格，可以有一万篇文章分析，对我来说，梵高的迷人，就是一个字：憨。（上海话叫做“耿大”，鲁迅还用过这个词）不要小看这个字，我自己画画，我知道，你要画得巧，不很难，你要画得憨，太难了。巧，可以是才华，可以靠磨炼，憨，却是天性，是奇异的禀赋，怎么也学不来的。
现在来看这些初习的作品。
梵高《矿工》（Miner）,1881年，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
学西画都要画素描，画素描—或者加一点水彩，加一点粉质的颜料—无非是几个素材：人像，半身像、全身像，简单的风景，简单的静物，瓶瓶罐罐、水果花朵之类。今天，全中国成千上万的考前班，千篇一律的考试项目，也是这么几件事：素描人像、水粉静物，还有，所谓速写。
通常，西画的初习者有两种选择，一是以上规定的几个套路，老老实实画，还有一种呢，就是临摹你喜欢的大师，老老实实临。
梵高这些画是再典型不过的初习项目。去巴黎之前，荷兰乡巴佬梵高顶顶崇拜的画家，是法国人米勒。目前标明他最早的素描临摹，是1881年他临摹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米勒死于梵高学画的前六年，1875年，他曾经说：“最美的景象，就是一个正在劳动的人。”米勒自己是农民，肯定下地劳动。没有资料显示梵高下过地，种过田，但他显然认同米勒的话：劳动的人最好看，最入画。
《犁田的人和三个女人》（Ploughman and Three Women），1883年，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
此外，梵高也尊崇米勒的信条，一天到晚画穷苦卑微的人。在他眼里，他的模特儿都和他一样憨，以我的印象，欧洲北方地区的劳动人民，说不出的憨厚。二十世纪初的伟大德国摄影家桑德（August Sander）拍了无数老百姓，我瞧着他照片里一个个又憨又呆的人，会想起梵高早年的素描。
但你画的对象憨，和你的画风，不是一回事。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gas）、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还有上几代法国画家，譬如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十八世纪末宫廷画家），譬如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十九世纪中叶的写实画家），也都画过底层的穷人。可是，他们要是和梵高一起画憨人、画穷人，会画出画家自己的性格。梵高不但喜欢画憨厚的穷人，梵高的画，本身就憨得一塌糊涂。憨人画憨人，穷人画穷人，就弄成梵高这个样子，这种滋味，这种气质。
我不记得梵高画过一个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他去巴黎后，仍然喜欢画身边的下层人，妓女、邮差、小医生、咖啡馆招待，还有天晓得什么身份的人。这些人一旦进入他的画面，都憨得一塌糊涂。我相信，他要是画个百万富翁，或者公爵，甚至皇帝，也会画得巨憨。
憨，往往就是笨。后印象派三位大师都是愚笨的家伙。塞尚（Paul Cézanne）画得笨，高更（Paul Gauguin）画得笨，梵高呢，出道最晚，又是北欧的乡巴佬，画得尤其笨。妙不可言的事情发生了，伟大的笨画家，在我看来，非常内秀，非常细心，瞧画里面这些老人、女人、农夫、小职员，我找不出一个词语形容，用中国话说，只能是“传神”，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大巧若拙”。
《穿木屐戴帽的男孩》（Boy with Cap and Clogs），1881年，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还有他那些素描风景。多么老实啊，简直没有技巧，没有办法。他被这些无聊的风景惊呆了，一五一十地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画的群像，几个人，一群人，在田野里走，工厂边走，或者，呆呆地坐着，不晓得在干什么。他显然不知道怎样构图，可是那么会构图，每个人物的位置都不能更动。我挂在家里的那幅小画，能改动吗？能继续画得更充分吗？不可以。这幅画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一点意思没有，就这么个小混蛋站在海边，俩手插在裤兜里，可是，这才叫做绘画。
我喜欢梵高在荷兰画的画，喜欢他初习绘画的诚恳、狂热、憨，加上无可企及的内秀。我不想说服，也无法说服大家喜欢这些画。在我记忆中，略微能够对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一个是投奔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
珂勒惠支，鲁迅喜欢她，她是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左翼画家，老是画舍命造反的穷人，她的素描技巧、教养、生动性，胜过梵高，她的作品充满意图、情感、意识形态，可是梵高没有意图，他只是在学画，我相信他国画时根本忘了一切，就像个傻子或疯子那样，一头栽进他而前的这张纸。
《驴车》（Donkey and Cart），1881年
王式廓，是我最尊敬的国内素描画家。他的名作《血衣》，画得也很憨厚，但多少属于宣传性质。可是他为《血衣》画了大半辈子素材，好极了，当他画对活人，革命教条暂时让开了。我考中央美院时，曾经以他为话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这两个左翼两家的历史命运根不同，珂勒惠支死后，几乎被遗忘，西洋人编著的世界美术史，根本没有她。九十年代两德统一，冷战结束，德国人逐渐行看重这位女性，把她归人早期表现主义大师，我在纽约的书店开始看见她的画册。王式廓生前，六七十年代被奉为无产阶级大画家，至今在体制内还有地位，最近出了大画册，可是青年画家很少有人记得他，佩服他，他正在被遗忘的过程中。
毫无疑问，蒋兆和是描绘苦难和穷人的大师，他和珂勒惠支的魅力，都是悲天悯人。但蒋兆和与珂勒惠支分别赋有卓越的技巧，梵高要是不死，活到九十岁，拼了老命，也没法子学到他俩鬼使神差的手腕。我热爱蒋兆和热爱珂勒惠支，可是，对不起，每次看到家里那幅梵高的小画，看到这本画册里一幅幅憨傻透顶的素描，我就无可奈何，心里想，这才是纯粹的艺术，这才是稀有的才华，这才是绘画之所以叫做绘画。
梵高《身体弯曲的女人》（Bent Figure of Woman）,1882年，现藏于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美术学院仓库里堆满几千万张考生的，也就是初学者的素描，内容和梵高这些画一样：人像、风景、静物。画得非常认真，精细，周到，规矩，有些孩子的技术，远远超过1881年的梵高，我相信如果梵高拿着1881年到1883年的这些破画跑来参加考试，恐怕拿不到我们的准考证。
可是，每次看这类中国式的素描，我就想死。我宁肯一辈子不会画画。在我看来，中国考生被逼着描绘的这种素描，是一条绝路，一场灾难，是望不到边的垃圾，可是，梵高初学画画的这些破纸片，却是伟大的艺术。
你可能会说：他是梵高呀，他太有名了！这是被灌输的概念。我的回答是：如果梵高没去巴黎就自杀了，死掉了，只留下这一堆初习的作品，他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天才，世界仍然会看懂他，尊敬他。
为什么呢?我无法回答。（选自《陌生的经验》）
瓦兹河畔欧韦梵高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