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于深宫妇人之手

1875年的1月份，紫禁城异常寒冷凄凉，同治帝19岁的遗体躺在养心殿东暖阁，整个皇室从上到下穿着如同雪色一般的素衣，大清王朝的两位女主人忍住悲伤，在西暖阁召集亲贵大臣研究接班人重大问题。

尽管事发突然，以慈禧之老练，这件最重大的人事问题，其实早在同治帝卧床时就已经基本确定了人选。在此之前的十余年，慈禧已经从宫斗和政变中历练得更加得心应手，大清200年的帝国政船，在她的掌舵下，依旧缓慢向前。与权力安全相比，丧子之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乾隆帝曾在天坛圜丘向天祷告，这个孩子（嘉庆帝）如果有能力继承国家大业，则祈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并非贤能之人，则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不至于继承大统，贻害社稷（《清高宗实录》）。与皇权政治相比，亲情永远被排在第二位。

当慈禧宣布醇亲王奕儿子载湉为继承人时，奕顿时如同五雷轰顶，身子如泥一般伏在地上，连连碰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至于昏迷不醒。众人手忙脚乱上前搀扶，竟“掖之不能起”（《翁文恭日记》）。于是，在慈禧的全盘操弄下，小载湉成了清代入关以来的第九位皇帝，慈禧在帘子后面完成了她继续执掌大清的关键一幕。

△慈禧太后

第二天，光绪帝载湉的生父依旧被巨大恐惧所环绕，为此他必须对之前的忽然昏厥做必要解释并请求辞职,“臣侍奉同治皇帝已经有十三年了，如今龙御归天。我仰瞻他的遗容，真是五内崩裂啊。忽然承蒙皇太后的懿旨下降，选择载湉为嗣皇帝，时间仓猝让我非常迷惘，不知所措。犯了年轻时旧有的肝疾，不断地积累变成了大病。唯有哀恳辞退官职，请允许我告老，为天地容一个只留爵位的人，为道光皇帝留一个无才昏庸的儿子”（《光绪朝东华录》）。谨小慎微的他除了表忠心和继续谦退别无他法。他曾经在子女们的房中挂着一幅治家箴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为此他希望慈禧在他的彻底退休后，能够善待自己的儿子载湉。

对于如何教育光绪帝，慈禧还是煞费苦心的。慈禧不仅切断光绪与父母日常联系，“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清宫禁二年记》），并下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载湉作为慈禧硬摘的瓜，在宫廷这种毫无亲情可言的畸形环境下，以幼小的身体和心灵被慈禧任意塑造，以换来慈禧的“满意”。

“皇帝在冲龄，养正之功，端宜讲求。”慈禧再次下达让翁同龢继续做帝师的懿旨。六岁那年他开始受教于翁同龢。翁同龢在此之前已经花了大量心血教授同治帝读书，他极端用心调教，希望能够把同治塑造成一代英主，然而同治帝处处受制于他的母亲，最后恶疾缠身，英年早逝。对于慈禧，他的评价更是毒辣而准确：“性极无恒，今日爱是人，翼日则恨之如毒。存心深，而衡人辄不得其当。”于是上疏请辞，慈禧不准，两天后她在东暖阁召见诸位大臣，翁同龢再次请求收回成命，只见慈禧在帘子内“挥涕不止”，仍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

自此，翁同龢成了光绪帝生命中重要的一个人。

两年后，身体羸弱的小光绪终于在翁同龢百般教导下开始学习，甚至这成了小皇帝唯一的乐趣。宫中有活动时，慈禧喜欢看戏，这个时候光绪却不愿坐陪，常常独自一人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

二、毓庆宫里的帝王之学

小光绪的最大亮点就是学业好，毓庆宫的大课堂让光绪帝第一次找到了自己能做好一件事情的证明。与同治帝相比，小光绪功课非常努力。“读甚奋发”、“读极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翁文恭日记》）。不仅如此，小光绪已经对这个老师投入了很大的感情，没有父母，没有同学，这个老师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光绪三年（1877年），翁同龢回常熟修墓，小光绪竟然不愿让翁同龢走，并且影响读书进度，日渐变得沉默。等老师回来后，小光绪竟然满含深情地说：“吾思汝久矣！”然后一遍遍大声读书。对此，连太监也感叹地说：“久不闻此声也。”（《翁文恭日记》）这年的元旦，小光绪认真地用朱笔给老师写了“福”、“寿”两个大字，翁同龢在日记里深情地记下这个孩子的温暖和懂事。为此他决心用最大精力把他培育成“圣帝贤王”，要他仿效尧舜，数十年如一日勤政爱民，“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同时他还灌输“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满清述庵秘录》）。

△翁同龢

有一天，小光绪指着书里的“财”字对师傅说：“吾不爱此，吾喜俭字。”翁同龢感动得在日记里说：“此真天下之福矣。”单纯善良的天性让这个孩子非常关注外面的世界，尽管长于深宫，却能处处知道“爱民”。在他的诗作里随意可以看到诸如：“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遥怜春舍里，应有不眠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看到外边下雪，自己身边炉火正旺也会惦记“万户”。

慈禧在关注这个孩子的学业的同时，更关心他如何培育小皇帝孝顺自己：“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德龄瀛台泣血记》）

与此同时，慈禧对这个孩子少有暖意，处处以极端严厉，动辄训斥罚跪。一段时间里，这个孩子被慈禧训斥得“抑郁”、“精神殊逊”，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这个孩子虽然小，自尊心特别强，他多么希望能够得到眼前这个“亲爸爸”爱怜之情和赞美，宫廷巨大的栅栏，把他变得越来越没安全感，甚至发展到说话结结巴巴。

翁同龢的日记里，记载了大量令人吃惊的光绪帝脾气秉性的事实，那个文弱、清秀、雅致的皇帝还有着完全极端的另一面：暴躁、骄纵、偏执。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十二岁的小皇帝发了六次脾气，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在后殿大发脾气，“拍表上玻璃”，被碎片扎得“手尽血也”。一段时间后又与“中官闹气”，并把太监的脸打破了。动不动就摔东西，翁同龢在日记中担忧地写道“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不管如何，这个孩子终于在老师的陪伴教育下，一天天长大成人。

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九岁的光绪帝登上太和殿，接受百官叩拜的亲政大典。翁同龢这一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学生，“仰瞻天颜，甚精彩也！”

光绪帝的外表是自嘉庆帝后鲜有的长相俊美接班人，大眼睛，长鹅蛋脸，只可惜过于文雅而又总是去不掉的那份“幼稚”，或许又缺少那么一份帝王的独有“霸气”的感觉。不管怎样，他终于得到了皇帝位置，尽管他在去年依旧被逼无奈娶了慈禧丑陋愚蠢的侄女为皇后，他相信，通过这些交换或许可以换来太后对他权力的逐一转让。慈禧以绝对自信的态度和目光送光绪走到前台，过着所谓的“二线生活”。

摆在案头就有一件让他展现“霸气”的机会。早在五年前，中法已经存在严重冲突，慈禧态度模棱两可，叫李鸿章“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翁同龢认为应该积极备战，同时并不耽误斡旋。

光绪帝登基一年后，法国要求清政府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有意同意时，“上意大不为然”（《翁文恭日记》），当听到法国要求赔偿50万，不然则要给更多“便宜”时，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异常气愤，立即电令中方代表，向法国驻华公使声明：“上意已决定主战，若不赔偿即撤兵可讲，否则令关外进兵。”光绪帝初登大位锐气纵横，中法战争以胜利归来，更增添了他的踌躇满志。

亲政五年后，日本侵占朝鲜，挑战大清宗主权。光绪帝顿时昂然兴奋，希望痛打日本，振作大清气象，杀一儆百。

李鸿章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日本敢侵占朝鲜，无疑就是冲着大清而来，他们的海军建设、战争能力皆在中国之上。不仅如此，李鸿章控制下的军队又极端腐败，战斗力和意志力的软弱是毫无疑问的客观问题。不仅如此，光绪帝以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所颁布的有关战事谕旨和指令，都要通过李鸿章一人实施，这种“举天下战守之事而任于一人”的局面，在当时就有人指出“已属可危之道”（《清光绪朝中交涉史料》）。李鸿章本人在为政、带军队、外交领域可指摘的硬伤极多。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同为曾国藩幕僚、时任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就曾指出，当时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极端腐败，普通兵丁被盘剥严重，而他“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赀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赵烈文感叹军队的一些军官已经不要头衔，而想要去地方做官，于是就要结交联络人脉，办公薪水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最后赵烈文感叹：“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静居日记》）

在和日本开战的前期，光绪帝却充满了必胜信心，这个信心来源于他与世隔绝的教育和他根本就不懂近现代海军战争的基本素质。

他让人把康熙帝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用极端亢奋的语气给前线下达命令：“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光绪帝昧于军事无需置疑，宫廷的教育已经和当时的时代严重脱节，靠着一股热血和冲动，往往是政治家最危险的举措。光绪帝靠着一腔热血的情怀去空洞地发布指令，却并未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战略，作为最高指挥者来说，于军事、政治，光绪帝显然属于外行。这不仅是历史大背景下的一种保守和封闭，更是光绪帝本人军事才能的空洞和长期被操控的一种呆板。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用玉玺签下了生命中最耻辱的一笔。

战争失败后的光绪帝陷入长时间的萎靡不振，他不知道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帝位“纸人”

康有为的上书，对于萎靡不振的光绪帝无异于一剂强心剂，光绪帝被康有为的热血所深深感染，两个“愤怒青年”都强烈地感到相见恨晚。并且他们相信这次改革必将一次性解决所有弊端，“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只要光绪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大臣签字决心变法，只要“天下臣工都能洗心革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然而真正的本质在于，康有为根本就不了解光绪帝的政治权力，二人仅靠一种强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触动了帝国核心的改革当中。

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千年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就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康有为给光绪帝描述宏观美景：“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给出的宏图的时间表十年之内就能“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脱胎换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不仅如此，他们鲁莽的改革进度让整个国家感到错愕，丝毫没有缓冲的余地，突然宣布废除八股，一下子让万千读书人惶恐地发出“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声之怒”（《梁启超文集》）。

在维新派的策划鼓动下，光绪帝站在帝国最高处洒下了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大计，此刻他甚至已经忘记站在身后持续关注他的慈禧。笔下虽有千言的改革派们只见朝政丝毫没有革新，两个月并不见任何实效。光绪帝盛怒之下又变成当年那个突然发暴脾气的他，一下子罢免六名正副部长，从而另设一套行政机构。

对此，慈禧歇斯底里地咆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汝何昏聩，不肖乃尔！”（《清史稿》）

就连维新派人物张元济跟好友也说出了“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官场老练的实权派荣禄非常明白慈禧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亦可乎？”（《奴才小史》）

尽管光绪帝改革的谕旨如同雪花般落满了这个古老帝国每个角落，他想把一切都推倒重新建立，在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全力炽热地烘烤下，改革最后又如同雪花融化，一丝不留。

光绪帝和维新派真正触怒了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的当权派。在没有绝对权力的前提下，在一群读书人的热血沸腾下，就要改变千年的基本传统，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六个读书人的鲜血为日益沉沦的大清，写上了一笔极端苍凉悲壮的改革句号。

五、麻木的囚徒

没多久，变法失败，六人被杀，光绪帝被囚。

慈禧从容地对外解释说：“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通过一系列证明，这个皇帝确实“不适合”，因此还要让她再次“主政”。

面对失败后的被逼迫，自尊心极强的光绪帝不得不这样说明：“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然而这些解释丝毫没有一点效用，他天真、单纯的性格再次暴露出来，慈禧恰恰抓住这个弱点，之后囚禁就是持续在精神上给他巨大折磨。对之前身边的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无一存者”（《清史纪事本末》）。

慈禧的真正狠毒不在于政治上对光绪帝执政的阻挠，而是在此之后的人身迫害。

西逃时，为持续刺激光绪帝，清除一切有助于光绪帝东山再起的苗头，珍妃作为光绪帝唯一的感情依靠，也被慈禧指使害死。当光绪得知消息，“悲愤至极，至于战栗”（《清史纪事本末》）。

至此，光绪帝的精神已经逐渐走向崩溃。他已然成了这个帝国的纸皇帝，任慈禧摆弄于股掌之间。

这时候，光绪帝依旧坚持学习，“朝夕研求”，“于西学书尤留意”。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这样描述：“每早见皇帝，当余有暇时，光绪帝必问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极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离开时，全然又是一人。”幽禁的高墙折射了光绪帝向往世界的渴望目光。

光绪帝和德龄要分别时，像朋友般真诚道别。然而这次谈话，却很能全面表达光绪帝被囚禁时的真正心态：“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做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清宫禁二年记》）

自此之后，在慈禧的不断操控下，光绪帝的精神接近崩溃。慈禧和她的后党的言行在光绪帝看来不仅是对他的刺激和打击，更是他改造中国、东山再起理想的破灭。光绪朝的吴永，生动地记录下光绪帝的精神状态：“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光绪帝终于在这种氛围下彻底走上了精神崩溃的终结。对此在《宫女回忆录》中也有清晰记载：“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聋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帝深知，他对慈禧的憎恨已经到了麻木地步，从四岁被强硬地抱进这个政治中心，他就已经沦为慈禧操控的工具，他对于改革变法完全基于对大清的一种政治责任。然而他的性格和教育内容完全不能承担起那个巨变的时代震荡。一个已无法靠传统治国而又没有权柄的皇帝注定是一场悲剧。现在看来，他的父亲听到他被慈禧立为皇帝“伏在地上，连连碰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至于昏迷不醒”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光绪帝在猝然离世的四年后，大清帝国如同大厦倾倒轰然崩塌，应了赵烈文和曾国藩五十年前的那次谈话“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的预言。

【作者任职于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绥化分公司】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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