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一直是金庸武侠小说中重要主题之一，“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小说几乎每一步都涉及了民族国家情感问题。金庸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则成为主要基调。”特别是在《天龙八部》和《鹿鼎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天龙八部》中，萧峰在大宋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他最尊敬的师傅以及他所敬重的养父母和他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汉人。他曾亲眼目睹契丹人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对契丹人深恶痛疾，而当他有一天，却发现自己竟然是自己曾经所厌恶的契丹人，内心悲愤苦闷至极。同时，他又看到大宋的官兵同样对待契丹的老弱妇孺也是同样的残暴麻木不仁。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民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有好坏之分的只是单纯的个人和集体。从此，他不再以汉人为荣，也不再以契丹人为耻。可是，在民族归属上，他不能认同自己是契丹人这一事实，同样的在民族情感上，他的恩人养父母朋友也都是汉人。这使他既不能为了宋人杀害契丹人，更不能为了契丹人去杀汉人。他所爱惜的同情的是百姓，他所渴望的是两国能够和平共处，给百姓一个安乐的家园。可是他却无力组织双方的敌对和战争。最终，雁门关上，为了争取和平，他选择了牺牲自己。

萧峰的这种情感态度，不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感，在民族问题上得到了一个质的升华。正如智光大师佛谒所言：“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因此，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民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个人有善恶之分。

而在书中，金庸让大理的段誉，大宋的虚竹，以及契丹的萧峰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又让虚竹成为了西夏的驸马，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的融合。而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又成为了一个长情。在共同抵御境外侵略来犯时，各民族之间总能相互融合交流，从而变得强大，而最终，则又会消融、分裂。这便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开端。

在《鹿鼎记》中，韦小宝曾对施琅说：“男子汉大丈夫，总要打外国鬼子才了不起，中国人杀中国人，杀的再多，也不算好汉，你说是不是？”而在《鹿鼎记》结尾处，妓女韦春花也对汉蒙满回藏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反而对侵略中华的罗刹国“红毛鬼”要将其扫地出门，这种中华民族的民族内部斗争与中国境外外来侵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因而在金庸的文学作品中，是赞成与各民族之间相互借鉴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界限的消除，只是说是一种本民族的归属感和对外来民族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