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偶然性、偶然事件与偶合
对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构建一种叙述，即一个有开头、发展和结尾的故事，以搞清我们的所知是如何而来、如何判断对于过去的表述正确与否。西方的兴起是一个故事，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是在欧洲中心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个故事，它提供了一种为故事情节遴选相关事实的标准。但是，由于西方的兴起渗透到上面提到的所有其他史学研究，因此它不再仅仅是另一个故事或者另一种叙述了；历史学家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称之为“主导叙事”、“一个用于解释和书写历史的宏大模式”、“一概而论的起源故事”。
因此，判断“西方的兴起”这个故事是否错误的唯一方式，是构建关于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另一种叙事，也即我们不得不走出西方的兴起这一母体本身。这样做将达到三个目的：第一，这将提供一种独立的方式，去判断西方的兴起这一范式哪些部分——如果有的话——是可取的，哪些部分是应该剔除的；第二，它将帮助读者批判性地审视他们自己对于世界运行方式的假定；第三，它将提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对于世界及其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究竟是从何而来。这就是这本简明历史的任务。在本导论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概述一下这种新的叙述的诸要素。
首先，我需要介绍另外三个概念，即历史的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偶然事件(accident)和偶合(conjuncture)。我们先从偶然性开始。西方的兴起的故事情节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暗示——虽然几乎无人把它挑明，即世界发展到今天，所走过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它主张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甚或从更早的希腊人开始，欧洲就享有历史优势，甚至主张这种优势是欧洲人的遗传特征所致。因此，其言下之意就是西方的兴起是必然的。虽然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曲折和起伏，时断时续，但西方最终将超越世界其他所有地区。
▲帝国的覆灭 (Thomas Cole, 1836年)
虽然我们不得不面对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主导地位是必然的，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优势地位是持久的。事实上，它之所以看起来是必然的，原因仅仅在于那个故事情节以欧洲为中心。一旦采纳了更为宽泛的全球性观点，西方的优势在时间上就大大推后了，或许推后至1750—1800年，甚或是19世纪早期；与此同时，我们将更加明了西方的崛起有赖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自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推动全球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新型粮食作物、手工产品的交流的经济引擎就在亚洲。大概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就推动了整个亚欧大陆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个高峰发生在1400年后，并一直延续到1800年左右。亚洲对于白银有着巨额的需求，以维持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同时，亚洲还是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品和瓷器)和香料的最大产地。在我们的叙述中，影响同样深远的还有伊斯兰教的产生以及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这种扩张从7世纪延续至17世纪，向西扩张到地中海，向东扩张至印度洋，甚至远达印度尼西亚。一方面，亚洲吸引了整个亚欧大陆商人的注意力和兴趣，另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又阻碍了欧洲人与富庶的亚洲的直接联系，这推动欧洲人去寻找通往印度洋和中国的新航路。
▲达·伽马第一次航行路线图 (1497—1499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后，欧洲人在新大陆找到了巨额白银，用以购买亚洲商品；并且找到了非洲奴隶供应地，在欧洲疾病导致大部分美洲土著居民死亡之后得以利用奴隶在新大陆开发种植园。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这些后果，那这两个事件对于欧洲人的命运就不会带来太大转变。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欧洲少数先进地区创建了一系列制度，找到了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源泉，从而建立起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所有这些都仰赖上述及另外一些进展。
迟至1750年，欧洲部分地区达到了亚洲重要地区的发展水平。此时，亚欧大陆所有这些发达地区——包括亚洲的和欧洲的——在进一步发展时都遭遇到环境的限制，只有英国是个例外。得益于便利的煤炭储藏，英国人以蒸汽这种新动力为基础实现了工业化，由此摆脱了环境的束缚。在19世纪早期，这种新的能源用于军事，到那时，也只是到那时，平衡才向着有利于欧洲人而不利于亚洲人的方向转化，英国人率先跨出一步，向着畅通无阻的全球主导地位大踏步前进。在这里，关键一点在于西方的兴起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从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东西——除非你采纳西方兴起的观念——能够证明世界不得不由西方制度来主导。
不仅如此，如果西方的兴起并非必然的而是偶然的，那就意味着未来也是偶然的，这正是我们如何看待过去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如果在过去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历史的结局都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也不能塑造我们的未来：现存的一切都在不断发展、延伸，我们深陷其中，除非一些重大的历史偶然事件把我们推往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如果历史——以及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具有偶然性，那么我们现在的行为就有改变世界的可能。我们没有被束缚，相反，我们(不仅仅指美国人或西方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能有所作为。如果过去原本可以是另一副面貌，那么也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另一方面，“偶然性”并不意味着在过去的200年中欧洲的世界主导地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那种发展有很多原因，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予以详细阐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偶然事件不会发生，因为它们的确发生过。我举两个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例子。世界大部分地区不久前还处在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气候变化对收成多寡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只体现于一年之中，而是持续数十年。更适宜的气候条件可以带来更大的丰收，从而降低关乎每个人的食物价格，刺激经济的发展。恶劣的气候条件，如波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17世纪的“小冰期”，把整个经济置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境地并导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在第三章将会看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现在的气候问题具有人为因素，因而从原则上讲，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行动加以改善的，然而就过去的气候变迁而言，由于其不可预测性并且超出了人类的可控范围，因此它们属于偶然事件。
另有一个“偶然事件”，它对于煤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这段历史至关重要。由于地质作用，煤炭矿床数亿年前在地下形成，而人类生活的地方恰巧有煤炭矿床存在纯属偶然，过去一百年里所使用的其他矿物燃料(如石油等)也是如此。有些煤矿位于人们既需要又懂得如何利用它们的地方，有些距离非常遥远因而不可利用。例如，荷兰有泥煤，但不是煤炭，这是其经济在18世纪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而英国的经济却凭借煤炭的储量巨大、运输距离短和易于开采得以加速。因此，就人类历史而言，煤炭资源的分布纯属偶然现象，但对于哪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而哪些国家没能实现工业化，它肯定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接下来是偶合的观念。当好几个原本各自发展的事件碰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时候，历史的偶合便出现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从本书的论述需要来说，思考这种现象的一种方式是设想世界上有几块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的地方，并因此有各自的历史。例如，在15世纪早期的中国，由于独特的历史环境，政府决定采用银本位货币制度。但是，当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巨大的白银储量并察觉到中国的白银供不应求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就在16和17世纪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结果，白银涌入中国(和印度)，而亚洲的丝绸、香料和瓷器则流向欧洲和新大陆，从而开创了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这就是一个偶合：世界不同地区因各自具体情况而发生的事件随之产生了全球性的重要作用。
▲本书作者马立博
当原本各自发展的事件汇合到一起并互相影响时，历史偶合也可以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内。例如，民族国家作为欧洲政治组织的主导形式，其起因本来与导致工业化的原因各不相干。但是，当这两者在19世纪汇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个历史偶合之时，特别是当这两者成为欧洲军事优势地位的基础之时，一股强大的全球性力量便出现了。
我们关注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偶合，这意味着我们对于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进展要从多方面而非单方面分析原因。一元论的解释过于简单，难以道清民族、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不应去寻找工业革命的“唯一”原因，因为这种原因根本就不存在。相反，我们应当寻找那些大大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的诸多复杂因素。之所以说是“大大有助于”，原因在于我们要为其他可能性留有余地。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或随着视角的转变，我们也许会发现本书所作解释的缺陷。
综上所述，本书对于现代世界形成的叙述——包括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及国家间的战争、世界上极贫和极富的地区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以及人类对环境与日俱增的影响——将充满着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偶合。我们今天的世界本来有可能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副面孔。直到大约200年前，亚洲、非洲、中东和美洲的地域广袤的帝国仍然掌握着人类管理自身、促进人口增长的最佳方式。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偶合，我们也许还生活在一个农业帝国的世界中。
【本文摘自《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导论“西方的兴起？”，标题由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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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三版)
[美] 马立博 著
夏继果 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出版
(2018年3月重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全球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经典。它打破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叙事，用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建构出一套全球的、环境的现代历史叙事。第三版更把亚洲和环境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对于我们现今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见解。作者突出印度洋在现代早期的全球贸易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强调旧生物体制的危机、在本土开采煤矿之便利以及发现新大陆等诸因素的偶合，共同促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还阐发了全球氮循环对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制约与影响。这些见解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