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文“镇物案”救数千人的薛祥，逃过“空印案”死于“胡惟庸案”

（1）实际工作中就是县市省不可能完全合拍

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虫鼠鸟撒等多方面“亏漏”。虫子吃、老鼠啃、鸟啄、运载工具出现问题丢撒等等，这些都会造成粮食缺失，那实际情况交公粮势必就是：县最多、市次多、省再次、部合规。

比如吧，国家要求你交100斤粮食，省里就得准备120斤、市里就得准备130斤、县里就得准备140斤。这个粮食交公顺序才是是对的。但具体多少数量谁能确定呢？虫鼠鸟撒都是不可控因素。有时候，如果贪腐确实出现在这里面，但请注意这些都是省里以下范围贪腐，到不了中央层面。

一般来说，多余的粮食量需要多少找要靠交公粮的人的经验，一般有个几年的时间就能估计出来这个损耗。所以，郑士利说的官吏的从政经验是宝贵的，这点不是瞎说。

“空印”的做法，从元朝就开始了，地方官员们（主要是汉人）就是利用这种形式交差，延续到明初朱元璋时期，一直就没有人管这件事儿。朱元璋之后其实也没人管。

刘伯温对朱元璋贡献大不？但你是元降臣就是原罪，所以他死得蹊跷

（2）郑士利从实际生活角度考虑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郑士利对于“空印”四这样解释的：

第一：万岁要治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这是给朱元璋台阶下，接着郑士利说“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

简单地说，章盖的是“骑缝章”不是一印一章，你盖了也没用。至于双方的贪腐行为，市省部三方都是要各自查的，其数量不可能被决定。

第二：这种权宜之事只是一种工作方便，由来已久，国家一直没有立法，人们都是相袭而行。

第三：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什么叫犯法？就是你先告诉人家这是犯法！不是，人家刚干完一件事儿，你就说犯法了，然后在立法！

第四：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朝廷官员不是草，宰了还能再生，官到郡守都是几十年辛劳得来的，从政经验很足，杀了实在可惜。

郑士利说的这些都在理，但问题是朱元璋是从农村基层出来的，这些事情可能起初他不懂，但是，郑士利说完之后，他还能不懂？

说你冤你才冤，冤也不冤

（3）朱元璋只是以“空印案”为借口，是想借此消灭“元降臣”

朱元璋愤怒的是“中央朝廷”官员，为什么不跟自己说这些呢？

问题是他也不想想，你盛怒下谁敢说呢？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机打击一批人！

这批人就是：元朝降臣以及反元过程中，朱元璋的敌人。

也就是郑士利在从具体工作道理、法律、人情上讲事情的对错。

朱元璋则是在从用什么人角度管理国家，才能保证他的江山稳固的角度考虑问题。

二人基本属于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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