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作者：杨天宏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2-1

定价：59元

ISBN：9787108059901

北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其中制度与人事的嬗变千头万绪，诸色人等走马灯似的更迭让人眼花缭乱，一直以来让研究者颇为棘手。更何况，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似乎对北洋时代都毫无好感，国共首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往往以“北洋军阀”一语概其其余。这一政治判断当然有其洞见，不过似乎无形中也遮蔽了不少历史实情。

杨天宏教授新著《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则在这一道路上做了大胆而细密的尝试，从不少北洋时代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着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奇可喜的看法。

“新政治史”的启示

当下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一个共识，相对于西方同行纷纷转向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之类新兴领域，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则迥然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似乎问题不断，整个民国时代，国家人民历经磨难，还是政争不断，甚至政治与军事交替进行，弄得民不聊生，最终其实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

杨天宏教授认为，西方同行可以“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是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需求，对政治史予以足够重视，“无论怎么强调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国历史发展中给当时、当事人的刺激都最为强烈，对政治投入更多关注乃理所当然”，“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

他更以重要历史刊物论文发表数据说明，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被极大低估，这一时段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研究者顾此失彼，无疑不利于全面审视民国时代。

更何况，西方如今也有“新政治史”的重振，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基层社会及民众，研究政治事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注意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他认为，中国史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本书以为，相对于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整体水平较低才更值得重视，“很多重要的政治史问题缺乏严格的事实辨证，就连一些被视为常识的历史问题亦存在诸多疑窦”，而条块分割过于严重，使得很多研究，研究经济史可以不关注政治史，研究政治史可以不关注外交史，诸如此类，研究领域变得格外狭小和专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似乎越发严重。

有鉴于此，作者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过对于1923年宪法的深入研究，认为“《临时约法》不仅设计的是足以导致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畸形政治体制，也未必能体现民主宪政精神，而1923年宪法无论在国体还是政体设计上，都更加符合民主宪政的原则”。

进而，作者还对已经进行历史教科书的“曹锟贿选”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作为刑事控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却存在明显瑕疵，其最大问题在于指控曹锟以五千元‘贿选’的时候未考虑国会议员历年欠薪已达同等数额这一因素，未思考给国会议员开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带有补发欠薪的性质，也忽略了支付款项的决定是邀约各党派(包括异党)协商的结果”。作者甚至以为，“贿选指控能否成立都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而迄今却未见任何基于事实或逻辑的质疑”。

对于北洋系的盟主袁世凯，杨天宏教授一反旧说，留意到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几年里谋求成为“天下共主”，处处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导致内部离心，“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此后，皖直两系试图对已呈分裂气象的旧北洋军政体系进行整合，所依恃者，除了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就是“北洋正统”招牌，孰料随着形势的剧变，旧瓶已经无法装新酒，“北洋”逐渐成为负资产，其形象的负面化，导致最终其成为“无道”的代名词，胡适就注意到，1924年之后，国民党已变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1927年前后，“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为晚近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相对而言，更有世界眼光的孙中山，与北洋领袖毕竟不同，他屡败屡战，晚年毅然决然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全力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实施联俄、容共，主张“用主义建军，用主义统政，用主义整合南方、宣传北方”，明确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以党建国”的政治目标，给人以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的深刻印象，赢得了相当多的加分项。本书以为，“国民党自我改造之后呈现出的崭新气象，解释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没有遭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的原因”。

对于革命党领袖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作者予以了很多关注，注意到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双重打击，对近代中国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影响。

这些考索，基于作者一贯强大的逻辑叙事，摈弃了某党某派的立场，而是试图深入历史旋涡与激流，聆听激荡时代的潮音，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杨天宏教授呼吁关注北洋研究，但他并非认为北洋时代就是一贯正确的，他基于司法职员的考察就注意到，北洋政府摧残了司法从业人员的独立精神，使其面临强权时显得软弱无力，只好选择了放弃。北洋时代各位主事者脑筋之相对封闭，手腕依然囿于三国时代，也导致其最终在南北角逐之中出局。这些历史的阴暗之处，也是北洋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泾渭未必分明？

在杨天宏教授眼中，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视点，无论对于北洋还是革命，都是有失公允的。

对于某些非历史学者对于清帝退位诏书“别出心裁”的解读，作者一一驳正，首先确定革命的缘起及其在中国政制转型中的决定作用，并澄清了不少基本史实，强调“中华民国是革命建国而非前朝皇帝授权变政；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分属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便承接诏书的袁世凯，其总统权力也是严格按照民国法定程序，通过选举，由民国参议院颁玺授予”。将《清帝退位诏书》拔高到与奠定了民国政制及法理基础的《临时约法》“姊妹篇”的地位，“有违历史，非伦非类，难以服人”。

对于某些学者的奇谈，历史学者往往可以避而不谈，以至于“谬种流传”，这其实无异于历史学界的失职，论证到此，作者似乎在感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众所周知，治外法权的产生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前人们更多注意到国民政府废除治外法权的相关举措，本书则对于北洋时代的探索做了勾勒，在这一方面北洋政府并非如批评者所说的消极被动，而是通过外交人士的艰辛努力，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有不少有力的举措。

屡遭诟病的善后会议，在作者看来，也有其可取之处，这次会议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顺应时势与民意，推进和平统一的尝试，尽管效果不佳，可是，“就性质而言，国民会议是要诉诸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善后会议则偏重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两者并不矛盾冲突。从议程上看，善后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善后会议以和平协商方式谋求统一，尽管失败了，但却是值得肯定的。

沿着这一重访的路径，本书对于当时南北政局、学生运动以及北伐时期的反教会暴力事件也有专论探讨，或尝试引进新的角度，或厘清各方史料，对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对于学生运动，他注意到，当时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运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尤其是不同校园的学生亚文化对学运影响差异也很大，后者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不同区域与类型学校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形塑了自身，也形塑了时代，而其形象在时人心目中也变得相当正面。

对于同样以逻辑思维强大著称的章士钊，作者不无为之抱屈，章氏抱负虽高，主张也可谓独树一帜，很有见识，所提有关国会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政治宽容制度等尽管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对于“共和”、“内阁”等政治概念也有很好的引介，只是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与性格的因素，大多不为当道采纳，近代中国应然与实然之间往往有着莫大的落差，在本书看来，章士钊最终只能沦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当然，此处是不是算是悲剧，其实也可另备一说，毕竟章士钊作为学问家、文章家与律师的勋业，其实也可以独树一帜的。这里面或许有作者过于重视政治与政治史的因素，其实评价类似历史人物时，跳出政治的衡准似乎可以有另一番境界。

有心人通过作者不断的追问，益发感觉到，那些此前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过往，其实往往千沟万壑，本书无疑凸显了其中的历史复杂性。

一个历史解释系统性的追求

杨天宏教授针对当下史学碎片化的声音，建议以政治史为主轴来整合民国史研究，“抓住政治史，也就获得了解开民国全部历史密藏的锁钥”，从而化解时人的忧虑。

其实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而上下左右展开研究，或许也能化解所谓的史学碎片化危机，所谓“以小见大”，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前贤早有示范。前贤对于理论（不少是透过马克思相关经典论著）的不断研读，无疑提升了某种思辨的张力。在这一方面，作者力透纸背的论证，其功力所注，“冰冻三尺”显然非“一日之寒”。本书的不少精彩之处，与其说是抓住了政治，不如说是抓住了相关问题与群体的症结与痛处，进而顺藤摸瓜，将其脉络牵连而出。

相对而言，当下一些青年学人则在学术方法论自觉一层反思似乎不够，如何吸纳西学（不仅仅是西方史学）的最新成果，进行方法论的自我砥砺，尚任重道远。再加上由于有所谓量化学术考核的指挥棒，学者消化既有研究与新旧史料的心力严重不足，所以有时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层次，进入深入的考辨与反思，则变得格外奢侈。

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人孟浩然语），此书对于北洋时代给予了足够深厚的关注，如果要再往前追溯，似乎对于北洋的前世关注有限；而相关政治主张的东西洋源头似乎也值得留意，尤其是不少提倡者如章士钊等曾经喝过不少洋墨水，而且归国后也长期留意西洋政情。

或许是由于本书乃论文集之故，一些论述似乎点到为止，但正如杨天宏教授一直强调的系统性，倘若没有一个系统而联系的观察，那么，不少北洋史事或许离一个总解决还有不小的距离。从读者关注度而言，此书如果分作两本，或许此书的话题性会更强也未可知。

作者在北洋时代用力甚勤，而又极为重视历史的系统性解释，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不久为我们贡献一部北洋时代全史。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2018年5月21日历史版，有删节，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