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由俘虏身上搜求情报，为获得敌情之最要方法，亦即军队谍报业务之主要部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1940。

八年抗战期间，我军俘虏了一定数量的日伪军。冈村宁次称，1946年5月底前国共双方移交的日俘计有陆军1212名，海军40名，普通日本人106名。1945年3月，中共则宣布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至此已俘虏敌伪军28万多名。有这么多的日伪军被俘虏，我军是如何处置的呢？透过这本印着“极密”二字的书，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编印于1940年。军令部第二厅，掌管情报，其下辖第四处则具体负责情报电讯，处长为魏大铭，同时也是军统局第四处的处长，有人即认为军令部第三、四处皆为军统所控制。此外，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亦曾关押个别日军战俘。

该书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包括《俘虏之捕获与利用》、《敌军物品文书之夺获与利用》、《关于俘虏知识之普及事项》。而后则是附录，包括《俘虏登记表》、师、军团司令部两级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与十余项相关法规。

正文部分的编者为冯陞云。他在大革命时期曾由胡景翼派至苏联留学，与师哲一班，而后曾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强调“防空监视工作的任务是对国民党飞机当好地上眼睛”，所做工作与情报接近。

如何捕获俘虏呢？一般是部队于战斗面或搜索时捕获，这是最通用而且便利的方法。如果一般部队未达到捕获俘虏之目的，则应该专派威力搜索队进行搜索。威力搜索队由团或师组织，以一个加强营为最大，以一个加强班为最小。

俘虏捕获后，则应首先搜缴其兵器、笔记、地图、命令、符号、文件等物品。由于其可能自杀以及编造证词，除个别技术兵种外，最好于原地迅速询问。俘虏若超过两人，必须禁止其谈话，并最好分开而个别审问，以防两人串供。如果有军官被俘，则应隔离官兵，防止军官对士兵施加影响。特种兵被俘时，更应该隔离开来，缘其智识通常高于一般士兵。

除了供得情报以外，俘虏还有什么用呢？

一方面，俘虏可充当我军的密探，或派往敌军的后方，或派其混入其他俘虏之中。另一方面，则可使之对敌国军民作反战宣传的工作。此外，或可使俘虏利用技术为我军工作，甚或实施反间计。对于俘虏之不同情于我者，则应“每日令其作相当时间之苦力工作如筑路、运输等等以利用之。”

值得一提，这份极密文件还表达了对于国际《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态度。书中指出，国际公约“事实上并无发生有力作用之可能，除供外交家或强国或战胜国之借口与便利外，对于弱国实为一文不值之废纸而已，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倭寇在我国之暴行，何尝按照公约行事？”

因此，我军对于这类公约，“仅可明了其有此一说，对于已俘虏之敌军或士兵，须以注重审询获得敌方军事布置、兵力大小、任务如何之情报为第一义！至待遇一项，可视俘虏之情形及俘虏后，觉悟之程度以为定”。“如敌狡猾，不受审问，不服约束，亦可随时予以刺激之答复，或恐吓之动作，或野蛮之措置，不必一定拘泥于该公约之条文。”

这种种言辞反应的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人的痛楚感与幻灭感。在历次求助于国际社会均没得到什么实质帮助，中国对于所谓的国际公约也并不视为典要了。

当然，这一说法并不能完全反应战时我军对待日俘的实况。

冈村宁次战后曾对国军的几所日俘收容所进行了调查，指出成都俘虏收容所，日俘被“准其自治生活”，并设有庶务、卫生、娱乐等班，懂中国话的，每天前往市场采购副食品。同时，日俘每晨遥拜皇宫，节日时整队合唱国歌后，举行遥拜，时有外国传教士前来慰问。重庆俘虏收容所，情况类似。战俘“每晨遥拜皇宫，加强团结，士气旺盛，死亡者极少”，并有时常出入的美国传教士教他们制造玩具出售后，送肉及香烟等给他们。

尽管这两个俘虏收容所皆存在食粮缺乏的情况，但是冈村宁次为这一情况作出了解释：“重庆政府的官员们，都不能摄取到足够的食物，至俘虏给养恶劣，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