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献奇计的疑点且按下不表，只说一下后续记载的发展，就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彊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韩信卢綰列传》）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匈奴列传》）

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周勃世家》）

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夏侯婴列传》）

前三条，都说到了一个点，就是“救兵”、“大军”，也就是周勃所统帅的后路大军，攻击前进到了平城之下，汉高祖领着被包围在白登的部队与其合流。

问题处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和“三陷阵”，都发生在两军合流解围之后，我们知道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一直在刘邦的身边，为什么还需要在句注北大破胡骑？又为什么到平城南去多次“陷阵”？

既然双方都已经默契地退兵，后来的战事和阻击又有什么玄机呢？

还是那句话，看地理，汉军退却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一，经广武（雁门关）原路过句注山退回滹沱河谷地带，南下太原，或东进翻越太行山，到达各个《列传》都明言的目的地——东垣，也就是常山郡的郡治；

二，经马邑过楼烦（宁武关）南下，经忻定盆地退往太原；

三，自平城（今大同）南下或东进至桑干河河谷平原地带，一路向东绕行至代郡（今河北蔚县），与陈豨（或樊哙）的代郡兵会合，再过太行山陉口到东垣。

那么，刘邦最后选了哪一条呢？

《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答案：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

陈平封曲逆侯，封国就在此地，而经曲逆至东垣，只能走的是第三条路，再南下邯郸，到洛阳、长安。“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路线，再结合周勃和夏侯婴的经历，就可以解释了。

事实上，在“硰石之战”后，周勃已经发现了自南面重新占领“楼烦三城”的韩王信、匈奴偏师，也就是与冒顿约期合攻刘邦的王黄、赵利所部，周勃的战场嗅觉非常灵敏，立刻“还攻”三城，但需要注意的是，“攻”并非“攻克”，而且这三城中，按照地理来说，极有可能就包括马邑。

所以，才有了周勃平陈豨之乱时“屠马邑”之举，这不是因为抵抗剧烈，而是因为马邑等地的抵抗，险些葬送了刘邦的性命和汉王朝的希望。

当周勃所部看到攻城无望，只能快速北上解平城之围，而面对突围而出的刘邦和车骑部队，周勃的步兵只能是“所将卒当驰道为多”，也就是顶在驰道上防御追兵，作为殿后的主力。

归心似箭的刘邦所统车骑部队，先是选择原路，打通广武一线的句注山交通，接应后续的10几万大军，所以，才有了夏侯婴这个太仆在句注山北与胡骑的大战，然而，“大破之”的结果并没有打通交通，而是被王黄、赵利和匈奴的联军所梗阻，汉军车骑只得退回平城附近，转向桑干河谷地的第三条路。

所以，才有了夏侯婴在平城南的“三陷阵，功为多”，进而突破重围，与代郡方向来接应的陈豨（或樊哙）的代郡兵会合，缓缓退却。

陈豨后来的显贵：

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樊哙的专任：

令樊哙止定代地。

之所以会有这个安排，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雁门郡失守的情况下，大同盆地丢失，其直通的桑干河谷无险可守，只能以大军屯驻，命令樊哙“止定”、让陈豨将监边兵，既是对他们救驾的酬功，也属于迫于无奈之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史记·匈奴列传》里写得清楚：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

韩王信的旧部屡屡“侵盗代、云中”，却没有雁门什么事儿，而等到他们与陈豨合兵谋反时，三郡又全部被攻克，只能说明在这之间，雁门郡已经在汉高祖刘邦的默许下丢失了，没办法，打不回来。

事实上，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也确实看不到雁门郡的相关记载，而陈豨反叛时匈奴的相对“坐视”，其实也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和亲政策”换来的短暂蜜月期，当然，也和匈奴面临西方的威胁有一定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汉高祖在自己生前总算是将北方边界的篱笆扎了起来，

综上所述，“白登之围”其实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经典战例，匈奴冒顿单于一方战略水准占优，而汉朝刘邦的精兵良将在战术层面更加强悍，并不存在某一方的轻敌或者说愚蠢，只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而经此一战，刘邦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北方的游牧人，而是中原各国心思各异的遗民们，仅仅是韩王信的余孽和赵王的血脉发生的一点点化学反应，就让整个雁门郡彻底糜烂，他的三十二万大军和他的帝国，都险些灰飞烟灭，这也让他加快了对各个异姓诸侯王的诛灭，哪怕是自己的“发小”卢綰，一样无法逃脱他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