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蔡德贵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人，但是在很多文章中他都把济南看作自己的故乡。

他在1917年6岁的时候，从山东临清移居到济南，一直住到1930年，在济南居住过长达13年的时间。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离开济南，但是还是经常会在假期回济南探家的。

而后，1934年大学毕业，又在济南工作一年，这样他前后在济南一共住了14年多。从德国留学回国直到21世纪之初，季老又多次返济，和家人过春节或参加各种活动。

季羡林济南的故居在哪里呢？

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己的家在南关佛山街柴火市73号，对面是枣园。柴火市因为常年卖一些盖房子用的建筑材料如麦秸、芦苇等而得名。北园现在还有一个地方，也叫柴火市。而佛山街的这个柴火市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那时的佛山街，与现在济南的佛山街不是一个概念。当时的佛山街在今天玉泉森信大酒店东部一点，是用大石头铺成的街道。当时的火神庙(火神庙俗称火德真君庙)就在佛山街中段。就是玉泉森信大酒店的所在，季羡林著作里称作的古庙，是他经常去玩的地方。柴火市就是今天银座商城所在的地方。

这里有一座旧戏台(季羡林的家就在戏台的斜对面)，已经破旧不堪，门窗有的已不存在，看上去，离开倒塌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后来就完全倒塌，戏台也就变成露天的了。季羡林当时到这里看过戏。

三位母亲中，左一为荷姐，右一为季羡林夫人彭德华

我每天走过这里，不免看上几眼；但是，好多年过去了，没有看到过一次演戏。有一年，还在我在新育小学念书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位善男信女，忽发大愿，要给火神爷唱上一天戏，就把旧戏台稍稍修饰了一下，在戏台和大神庙门之间，左右两旁搭上了两座木台子，上设座位，为贵显者所专用。其余的观众就站在台下观看。我们家里，规矩极严，看戏是决不允许的。我哪里能忍受得了呢？没有办法，只有在奉命到下洼子来买油、打醋、买肉、买菜的时候，乘机到台下溜上几眼，得到一点满足。

有一次，回家晚了，还挨了一顿数落。至于台上唱的究竟是什么戏，我完全不懂。剧种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京剧，也不会是昆曲，更不像后来的柳子戏，大概是山东梆子吧。前二者属于阳春白雪之列，而这样的戏台上只能演下里巴人的戏。对于我来说，我只瞥见台上敲锣拉胡琴儿的坐在一旁，中间站着一位演员在哼哼唧唧地唱，唱词完全不懂；还有红绿的门帘，尽管陈旧，也总能给寥落古老的戏台增添一点彩色，吹进一点生气，我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兴奋，这样我就十分满足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演员的名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女角叫云金兰，老生叫耿永奎，丑角叫胡风亭。胡就住在正谊中学附近，我后来到正谊念书时，还见到过他，看来并不富裕，同后来的京剧名演员梅兰芳、马连良等阔得流油的情况相比，有天渊之别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文史哲》2002年第4期)

就是在这个柴火市的家中，季羡林上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季羡林到济南以后，在曹家巷念了几个月的私塾。曹家巷地处南关，在马跑泉街与大板桥街相连处，是一条小巷。小巷路面由青石铺设，经多年碾压显得参差不平，局部由于经年累月的踩踏，被行人和车马磨的像镜面一样光滑。这是一条老巷，两边的房屋青石、方砖、红瓦连成一体。巷道不宽，平坦洁净。过去，这里河道交叉、泉源充沛，一年四季“清泉石上流”。如今它和原来的大板桥街、小板桥街等老街巷，被改造成茶文化街“泺苑”。

第二年，上了一师附小，地点在南城城墙根门内升官街西头。“所谓‘升官街’，与升官发财毫无系。‘官’是‘棺’的同音字，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大家忌讳这个‘棺’字，所以改谓升官街，礼也。”但是街坊们传有“多走几趟升官街，今后当官又发财”的吉祥用语。升官街的所在就是今天南门桥的一段很短的距离，当时是东西走向。

那时候，济南有专门买卖蛐蛐的市场，也设在升官街，街道南侧的店铺门旁全是卖蛐蛐的摊贩，他们以质论价，宁阳的蛐蛐很受顾客喜爱。哪里有斗蛐蛐的，哪里就会有多人观战，蛐蛐凶猛厮杀搏斗，人们像看拳击一样紧张激动，这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而少年季羡林经常玩的地方，就是这个升官街。他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有一阵子，他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季羡林用不着拐弯，一气就能把铁圈推到升官街西头附小的大门。据济南老人说，当时升官街毗邻还有一条小街叫胜官街。

1997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季羡林在济南的故居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的家是柴火市一个老宅子，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西屋是正房，房外南北两侧，各有一棵海棠花，早已高过了屋脊，恐怕已是百年旧树。春天满树繁花，引来成群蜜蜂，嗡嗡成一团。北屋门前左侧有一棵石榴树，不过丈八高，但树龄恐怕也有几十年了。每年夏初开花时，翠叶红花，把小院子照得一片亮红。

院子是个二进的院落，是个大杂院。

在这个家里，季羡林短不了要闹点淘气的事情。茶余饭后，叔父母让他与表妹秋妹写大仿，他写着写着，就不耐烦了。他就和秋妹互相在脸上画。秋妹在他脸上画眼镜，画胡须，画各种图案。他在秋妹脸上也胡画一通。小时候的季羡林经常走出这个家，到附近的火神庙去玩儿，在那里他和一个神怪老人交了朋友。

认识一个“骡”字直接插班高一

给叔父帮忙得了一辆英国自行车

在这个家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叔父季嗣诚给他的教育，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说：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

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2001年在南郊宾馆与亲属在一起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清华大学毕业后，1934年-1935年他在省立济南中学教书，平常住校，星期天回的家，就是在这里的家。

据季老这时期教的学生杨思荣回忆，他在这里教的国文课，包括语体文和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应有尽有。讲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所谓的“元曲四大家”。在课堂上，季羡林还给学生们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讲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时，在黑板上写下“断肠”两字，接着引述《搜神记》：“有人杀猿子，猿母悲啼死，破其腹，肠皆断裂。”这种教法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让学生们终生难忘。

1973年8月在黄河岸边留影

他还给学生们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支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说前边两句，全是名词，没有连接词，但是写得如此生动，说明中国诗词有不能否认的高明之处，元曲的艺术高超。在一年的教学中，他的学生中后来出现了几个名人，如九级一班就有高级军医牟善初、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杨翼骧、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赵修德、冶金部副部长孙玺琪等，都是季羡林那时的学生。

这一年，他帮助叔父抄写河务局的文件，作为奖励，叔父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是英国老飞鹰牌的。他很爱惜这辆自行车，每次骑完都要仔细擦洗。他内兄彭萍茹(平如)向他借骑，他不舍得借给他。彭萍茹趁季羡林不在的时候，在他的自行车前放了一只香炉，插上三炷香，表示季羡林不肯借车给人，已经把自行车供起来了。

季羡林家住一进院子，算是前院的北屋。南屋里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两个女儿，大的乳名叫小凤，小的叫小华。季羡林离开家的时候，小华还不到两岁，路走不全，话也说不全。按流传的办法，她应该叫季羡林“大爷”；但是两字相连，她发不出音来，于是缩减为一个“爷”字。看见季羡林，她满嘴“爷”、“爷”地喊着，乐不可支。

彭家兄弟俩住后院。彭家兄弟老二、老三(季羡林的夫人德华是老三家的女儿)与季羡林家有很深的交往。年轻时的季羡林是很欣赏老二家的二姐妹，他在《病榻杂记》中说：

彭家二大娘有几个女儿和男孩子。小姐姐就是二大娘的二女儿。比我大，所以称之为姐姐；但是大不了几岁，所以称之为小姐姐。

我现在一闭眼，就能看到小姐姐不同凡俗标致的形象。中国旧时代赞扬女性美有许多词句。什么沉鱼落雁，什么闭月羞花。这些陈词滥调，用到小姐姐身上，都不恰当，都有点可笑。

小姐姐是说不完的。上面讲到的都是外面的现象。在内部，她有一颗真诚、热情、同情别人、同情病人的心。大家都知道，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凶恶，非常可怕的病。在山东济南，治疗这种病的医院，不让在城内居留，而是在南门外千佛山下一片荒郊中修建的疗养院中。

可见人们对这种恶病警惕性之高。然而小姐姐家里却有一位患麻风病的使女。自我认识小姐姐起就在她家里。我当时虽然年小，懂事不多，然而也感到有点别扭。这位使女一直待在小姐姐家中，后来不知所终。我也没有这个闲心，去刺探研究———随它去吧。

但是，对于小姐姐，我却不是这样随便。小姐姐是说不完的。在当时，我语不惊人，貌不压众，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只丑小鸭。没有人瞧得起，没有人看得上。连叔父也认为我没有多大出息，最多不过是一个邮务生的材料。他认为我不闯实，胆小怕事。他哪里知道，在促进我养成这样的性格过程中，他老人家就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慈母不在跟前的孩子，哪里敢飞扬跋扈呢。我在这里附带说上几句话：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是叔父从清平县穷乡僻壤的官庄把我带到了济南。我因此得到了念书的机会，才有了今天的我。我永远感谢他。

“心想望的理想夫人”荷姐传统道德束缚

没敢寻找自己的爱

季羡林自己“心想望的理想夫人”就是小姐姐的亲妹妹，彭家二大娘的四姑娘，季羡林当时叫她“荷姐”，也叫“四姐”。小姐姐学名叫彭冠华，四姐学名叫彭蓉华，后来改名叫彭龙华。用季羡林的话说，这个人也很漂亮，“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也似乎沾了一点美的基因，看上去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一些耐看的地方。

我们住在佛山街柴火市前后院的时候，仍然处于丑小鸭阶段；但是四姐和我的关系就非常好。她常到我住的前院北屋同我闲聊，互相开点玩笑。说心里话，她就是我心想望的理想夫人。但是，阻于她母亲的短见，西湖月老祠的那两句话没有能实现在我们俩身上。”当时他们互相来往，1933年7月20日的日记，就写着：天气蒸热，屡阴屡晴。至晚乃雨。彭四姐来玩，阻于雨，乃打牌消遣(《清华园日记》136页)。

1946年回国之后，1947年回济南探亲，季羡林大宴“群雌”，“荷姐”赫然在列。她知道季羡林拿到了博士学位，嬉皮笑脸地开玩笑，左一声“季大博士”，右一声“季大博士”。季羡林不无感慨地说，“听多了，我蓦地感到有一点凄凉之感发自她的内心。胡为乎来哉！难道她又想到了二十年前那一段未能成功的姻缘吗？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迷信，只迷信缘分二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难道还不是为缘分所左右的吗？奈之何哉！奈之何哉！”季羡林在《人生》一文中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季羡林的亲外甥常永德说起过他经历过的一件事，季羡林从德国回来后，从北京回来探家。常永德还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季羡林坐在自己家屋檐下，四姐坐在自己的屋檐下，两人相视无语，经常在那里默默坐半天。传统道德始终束缚季羡林，没有敢于冲破它，去寻找自己的爱。

寄人篱下无力反对包办婚姻眼中

妻子是一个典型东方女性

就在18岁那年，季羡林作为季家单传的独根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受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也在后院住的彭家三大娘的女儿彭德华结为夫妻。季羡林从父母身边到叔父家，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更没有能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妻子彭德华比季羡林大4岁，她的家庭也不是富裕之家，大体与季家门当户对。彭德华小时候只念过小学，大概也就能认千八百字。结婚的时候，叔父的朋友庄子正的父亲庄老伯(庄准倾先生，也在河务局工作，和季嗣诚关系非常)，虽然不是专业画家，但是业余爱好，也喜欢舞文弄墨，为了表达对季羡林新婚之喜的祝贺，给季羡林画了一幅很大的牡丹花，上面还有两只白头翁，象征白头偕老之意。

季羡林则投桃报李，刻了一个图章送给他作纪念。婚后，季羡林在清华读书，他们先是有了女儿，后又有了儿子。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对自己的妻子是很挂念的，他在日记中说：“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致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这桩包办婚姻，本来没有爱情可言。但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妻子的家庭是一个平常的济南家庭，她自己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但是，她作为一个山东长大的传统女性，是一位贤妻良母，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羡林后来的婶母一起，把济南的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照顾这个家，季羡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山东大学的朋友关德栋先生闲聊时曾经表示，希望能够调回山东工作。

关德栋对他说：如果调回山东，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叔父去世之后，季羡林把婶母和妻子接到了北京，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家。她们一起从济南来北京时，因为婶母不是直系亲属，上不了户口。婶母一度要回济南，而季羡林全家一致留她，一致认为她是季家的功臣。婶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去世，一直住在季羡林家里。“文革”以前季羡林住一套三居室，“文革”中季羡林受到冲击，只有小屋和厨房完全归他们用。厨房很狭窄，放了一张圆桌、几个圆凳，就几乎很难转身。到1973年时，客人去他们家，招待客人就是在这个小厨房里。济南一中老语文教师盛紫舟就是那时候在季羡林家里做客的，地点就是这个小厨房。

季羡林说：“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婶母)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愉悦的表情。”

1994年春，妻子彭德华去世。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他说：“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1947年夏天，季羡林乘别人包的运轮胎的飞机回济南探亲。此为回国后第一次回济南。国民党山东省省长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山东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分别在王耀武的官邸和山东省国民党党部设宴招待。同年，被聘请在《山东新报》上主编由胡适亲笔题词的《国学周刊》。

据老校友王昭建老人说，他和张天麟是世交。而季羡林则和张天麟是初中同学。季羡林自己也说过：虎文(张天麟的字)1946年回国以前在中国驻瑞士使馆里是个什么官，好像是副武官之类，有一个少校的军衔，还是什么《扫荡报》的记者。他利用在瑞士任职的机会，帮助季羡林和刘先志、牛西园夫妇回国。他自己也回国，当时在国民党的官场中，有“竹”字头和“草”字头官员之说。“竹”字头是简任官，是高干中的低级。“草”字头是荐任官，是低级官员，科长以下都算。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异功能。他成了教育部国民教育司的“帮办”(副司长)，属于“竹”字头。当时的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是武烟因，著名的教育家。

上世纪40年代，王昭建在济南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任文职。后来在1945年，有一次王耀武在与山大毕业生刘子衡见面，听刘子衡说王昭建很好。刘子衡有布衣大师之称，又是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王耀武是其学生，当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省主席。听刘子衡这样说，王耀武便希望见到王昭建，希望刘子衡把王昭建介绍给自己当机要秘书。1947年春天，王耀武和张天麟、王昭建一起吃饭，闲聊时王耀武提到对留德学生比较看好，觉得留英美的学生不怎么样。

王耀武务实，认为留德的学生扎实。他们提到当时的留德学生，有一个叫丁基石，是民国元老丁惟棻的侄子。他们吃饭时提到了当时留德的十几个学生，王耀武问张天麟，对他说的留德学生好的意见如何？张天麟说王的见解很对。而王昭建和张天麟是世交，所以说话也不避讳，直接对王耀武说，你们提到的十几个，不如一个季羡林。王耀武问王昭建，季羡林是什么样的人，王昭建对他说，这个人不夸夸其谈，不讲究服装，有点像卓别林，两只手总是一只抓着另一只。但是有学问。

这样王耀武就特别想见季羡林。1947年暑假，季羡林回济南。王耀武让王昭建找到季羡林，和他说起王耀武要见之事。王昭建坐着王耀武派来的车，把季羡林接到绥靖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原来德国领事馆，即现在的济南市人大所在地。一起吃中午饭的一共四人：王耀武、王昭建、季羡林和吴忠匡。吴忠匡是光华大学校长钱基博(钱钟书父亲)的学生。2007年11月19日我去看季老，季老说当时一起吃饭的还有阴法鲁先生。饭后，王耀武写信给胡适和杨振声，托季羡林给他带到北京。信中希望他们能够来山东讲学。

胡适没有回信。杨振声回信了，说济南山东的教育有赵太侔、李泰华(当时任教育厅长)足矣。王耀武在济南解放时潜逃中被活捉，监狱生活十几年以后，1959年获释。这时候，他给王昭建来信，说在济南与季羡林一晤，未尽欲言，想拜访一次。王昭建回信说，为时尚早，请勿轻往。后来王耀武是否拜访季羡林，不得而知。

1950年2月，诗人李根红和记者李枫在济南结婚。当时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盛会的山东籍文学艺术界朋友王统照、臧克家、骆宾基、陶钝、刘知侠，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此时的季羡林回济南探亲，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就在这时候，老朋友臧克家和季羡林交谈，劝其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