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二个皇帝中，要说谁文治武功最突出，那非康熙莫属；要说谁最勤政，那非雍正莫属；要说谁主政时期的国力最强盛；那非乾隆莫属。然而要论谁最能忍辱负重，最有王者之气，除皇太极无他人矣。

皇太极是大清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第一，他是个天生的征服者，上天赋予他帝王的霸气，果断的作风、聪慧的头脑，他做的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彪炳史册。其一是改民族女真为满洲，另一件是改国号为大清。我们仅仅从皇太极搬掉三大贝勒一事上就足见他的高明之处。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他身后并未留下遗诏确立继位人，反而留下了“八王共治”的这一天大隐患。尽管皇太极在最终的角逐中接管了两黄旗并继承了汗位，可是他的这个汗王当的确实窝囊。

在登基大典上，皇太极首先带领四小贝勒及其兄弟子侄，向代善、莽古尔泰、阿敏行大礼，而这三位大贝勒安然端坐，接受叩拜。根据努尔哈赤留下的“八王共治”的国策，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要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有值月贝勒掌管，此时的后金在事实上形成了四个皇帝轮流当国的局面。

对于皇太极来说，这是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论实力，当时的皇太极连代善都比不上，莽古尔泰和阿敏也与之势力相当，想要搬掉任何一个绝非易事。况且，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即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皇太极看在心里，虽然隐忍不发，但却使他非常难受。

1629年（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内地的时候，军队已经到达蒙古喀喇沁部的青城（今赤峰南），代善和蒙古尔泰却极力反对，坚决要求退兵。皇太极尽管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不敢断然发布进军的命令。

皇太极认为，如果此次出征半途而废，那将在士气上给八旗官兵带来消极影响，倒不如冒险进兵，打个大胜仗，彻底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后来因为其他将领都一致主张出兵，大家一起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皇太极这才敢发布进军的命令。

经过几年的经营，皇太极和三大贝勒的势力此消彼长，他越来越觉得不应该再与三大贝勒平起平坐了。他必须出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本人，结束四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是必须要解决了，皇太极要加强专制，要一人面南称尊。

为此，皇太极决定从基础做起，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利入手。他极力笼络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尽管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旗务大臣，有参与事务的权力，直接向他本人负责。不久，皇太极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可参与议政，另外每旗还增派三名议政大臣，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被打破了。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以政事烦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由，免去了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政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的事务。皇太极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他善于等待时机，他在等待三大贝勒暴露把柄的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其后，三大贝勒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犯上之举，皇太极正是抓住了这些把柄，将三大贝勒掀翻在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上。不过，这才只是解决了内部问题，而在后金外部，还有更大的难题。

当时，军事上袁崇焕在辽东蓄势待发，后金八旗却屡屡受挫，士气低落；蒙古因大明拉拢与后金关系出现裂缝，随时都有可能倒戈；还有朝鲜，在边境摆下重兵，形成合围之势；最为关键的是因为努尔哈赤采取了错误的国策，对归附的汉人实行了残酷的统治，这引起了大批汉人倒向大明，人口也急剧减少，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国内物资匮乏。

在这样的环境下，皇太极还是挺了过来，他首先解决的是“八王共治”这一最棘手内部问题，然后才腾出手来解决外部问题。单凭这些政绩，说皇太极是大清第一皇帝一点也不为过，比起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